报告负责人
■张平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报告执笔人
■杨耀武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实验中心研究员
■张平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摘要
■虽然全球新增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时有起伏，但随着医疗系统全面启动、疫苗接种推进和部分国家自然免疫能力的提高，由经济重启和支持政策推动的全球经济总体复苏仍在持续进程中，但各国经济复苏所处阶段存在明显差异。发达国家由政策刺激和经济重启推动的强劲反弹已渐入尾声，复苏斜率明显趋缓，经济进一步复苏需要依赖就业的增长和经济内生动力的增强，这将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带动下，部分资源出口型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短期经济前景得到改善。一些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复苏进程仍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随着发达国家复苏斜率趋缓，全球需求快速反弹的局面告一段落，后期可能进入缓慢扩张状态。但全球供应链中的障碍仍会持续一段时间，通胀上行有利于缓和全球供应链中存在的问题，但最终效果则有赖于供给的弹性，依靠货币政策收紧来抑制通胀的做法将可能有损经济的进一步复苏。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主动加快了经济转型步伐。一是更加注重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三是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规范其发展，使之更好服务生产生活。但经济转型从来都不容易，我国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短暂的市场无序甚至混乱，也有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的阵痛，但转型成功后的红利相当丰厚。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仍未消退、时而有所反复。短期内，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因素“震荡叠加”可能会减弱经济增长。我们预计，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可能在3.2%左右，全年可实现7.9%左右的增长，近两年平均增速在5.1%左右，预计年全年经济增速约为5.0%。
■从更长期的视角看，中国经历了人口结构及总量的变化，这种变化未来可能还会加速，同时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也在发生改变，而且这些变化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性。中国出口导向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早在年就达到了顶峰，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再次重塑，中国向“双循环”转换已是战略的必要选择。但中国经济对原有的“国际大循环”的道路依赖性强，若不能有效调整会形成战略性冲突和扭曲。未来中国“双循环”战略实施的关键变量和动力机制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国内市场结构改革，走激发“人才红利”、重振内需的发展道路，同时配合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探索建立基于大国模型的宏观管理体制。
目录
一、全球经济复苏状况
（一）全球总体复苏中的国别差异性
（二）全球供应链受阻问题可能还要持续数个季度
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的“震荡叠加”减弱经济增长
（一）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二）年四季度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
三、中国人口、经济发展双重转变下的“双循环”发展趋势与逻辑
（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转变状况
（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价值循环转变
（三）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需求转变
（四）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生产要素扭曲变化
（五）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
（六）人口转变下的发展转型逻辑
四、实施“双循环”战略转换的动力机制
（一）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
（二）进行劳动力市场改革与实现国家“社会投资”引领
（三）稳定汇率与构建大国宏观管理体制
报告正文
一、全球经济复苏状况
自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大面积暴发以来，疫情已在全球蔓延超过一年半时间，在变异毒株等因素影响下，全球新增感染病例时有起伏，但随着医疗系统全面启动、疫苗接种推进和部分国家自然免疫能力的提高，由经济重启和支持政策推动的全球经济总体复苏仍在持续进程中，但各国经济复苏所处阶段存在明显差异。
全球总体复苏中的国别差异性
年二季度，发达国家GDP已小幅超过或接近疫情暴发之前的水平，经济复苏的斜率开始明显趋缓。部分资源出口型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短期经济前景得到改善。一些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复苏进程仍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低收入国家甚至还有9成左右人口尚未接种疫苗，一旦疫情大面积暴发，可能很快使经济重新进入封锁状态；同时，这些国家未来可能面临更严格的融资条件和通胀快速上涨的压力，因此经济复苏进程面临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目前，美国财政刺激的影响正在消散，通胀升温使美联储和欧央行放缓了购债步伐。发达国家由政策刺激和经济重新开放推动的强劲反弹已渐入尾声，复苏的斜率明显趋缓，经济进一步复苏需要依赖就业的增长和经济内生动力的增强，这将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最新公布的美国年第三季度实际GDP环比折年率仅2.0%，增幅远不及二季度的6.7%。欧元区制造业PMI和服务业PMI虽仍在荣枯线以上，但自7月份以来一直处于持续下降过程中，10月份制造业PMI和服务业PMI较7月份分别下降4.3、5.1，降幅比较明显。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带动下，部分资源出口型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短期经济前景有所改观。巴西和俄罗斯，今年二季度经济总量较疫情暴发前的同期均增加了1.8%。10月份IMF最新《世界经济展望》将包含较多产油国的中东和中亚地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速预测均上调到4.1%，较4月份的预测值分别上调了0.1个百分点、0.4个百分点。IMF《世界经济展望》同时预测低收入国家今明两年经济增速将分别为3.0%、5.3%，这一预测值较4月份分别下降了0.9个百分点、0.2个百分点。
图1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恢复状况
全球供应链受阻问题可能还要持续数个季度
随着发达国家复苏斜率放缓，全球需求快速反弹的局面告一段落，后期可能进入缓慢扩张的状态。但全球供应链中的障碍仍会持续一段时间，通胀上行有利于缓解全球供应链中存在的问题，但最终效果则有赖于供给的弹性，依靠货币政策收紧来抑制通胀的做法将可能有损经济的进一步复苏。
在发达国家复苏效率放缓的情况下，全球需求快速反弹的局面可能告一段落。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速今年4月以来一直处在下降过程中；包括中国和美欧日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速，已由二季度的每月平均增长44.3%，下降到7、8月份的平均每月23.1%；即使用两年平均增速，增速也由7.7%下降到7.1%。相对于需求快速反弹后的缓慢扩张，全球供应链中的障碍可能仍会持续一段时间。年9月，美国16岁以上就业人数相对于年同期下降了万，接近总就业人口的3%，工业产能利用率较年同期仍有2%的缺口。年二季度，欧元区就业人数较年同期下降了万，工业产能利用率也有接近2%的缺口。进入三季度，欧元区的制造业产值甚至出现了下降，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年8月欧元区制造业产值较上月下降了1.6%，其中资本货物产出下降3.9%，耐用消费品产出下降3.4%，中间产品产出下降1.5%，欧元区非耐用消费品产出下降0.8%，只有能源产出略增0.5%。持续的供需缺口，推升了全球很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IMF在10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发达经济体今年的平均通胀率为2.8%，较4月份的预测提高了1.2个百分点。通胀的上行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供给的增加，从而缓和供需之间的矛盾，但仍需看供给弹性的大小，对于部分供给环节即使价格升高短期内也难以改善，因此全球供应链中的障碍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为对抗通胀，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今年已数次加息，韩国和挪威也在8月和9月进入加息的行列，加息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达央行对抗通胀的决心，从而起到扭转人们通胀预期的作用，但在目前全球经济复苏仍充满脆弱性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可能有损经济的进一步复苏。
随着发达国家更加依靠就业市场的改善来推动经济进一步复苏，以及疫苗接种在全球的推进，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扰动短期内仍会存在，但到下半年有望得以解决。后疫情时代，各国注重供应链稳定和安全的调整可能将逐步展开，中国依靠短期内份额增加带来的出口增长终将褪去。在全球供应链调整、绿色发展和数字化转型中，迎接新挑战、抓住新机遇是未来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图2主要经济体年1月至年7月进出口累计同比增速
注：年的各月值为近两年平均增速，主要经济体中包含了中国。
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的“震荡叠加”减弱经济增长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主动加快了经济转型的步伐。一是更加注重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加快改变以往靠“铺摊子”“上项目”的要素积累的传统发展模式。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疫情的暴发和近年来极端恶劣天气增多，凸显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性，同时实现绿色转型也是把握未来发展机遇和增加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三是疫情暴发加快了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数字化转型开始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规范其发展，使之更好服务生产生活。但经济转型从来都不容易，我国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短暂的市场无序甚至混乱，也有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的阵痛，但转型成功后的红利相当丰厚。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多，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仍未消退、时而出现反复。短期内，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因素“震荡叠加”可能会减弱经济增长。
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分季度看，第一季度同比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5.0%；第二季度同比增长7.9%，两年平均增长5.5%；第三季度同比增长4.9%，两年平均增长4.9%。各季度经济增速变化既包含疫情冲击的影响因素，也存在一些阶段性特征。
从三大需求来看，消费增速受疫情冲击影响波动比较明显，同时消费增速中枢下降可能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有关。年一至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4.2%、4.6%和3.0%，低于年约8.0%的季度平均增速且波动加大。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可支配收人中位数之比为1.，高于年同期1.和年同期1.的水平，预示着今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有可能继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房地产投资走弱、基建投资效益考核压力和财政支出偏慢等因素的影响下增速放缓，唯有制造业投资增速受前期利润增加影响仍保持一定韧性。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3%，两年平均增长3.8%，两年平均增速较上半年下降0.6个百分点。出口在前期全球经济复苏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疫情大幅反弹的情况下，保持较快增长，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年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1.9个百分点，两年平均拉动GDP增长1.1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1.1个百分点，两年平均拉动GDP增长1.2个百分点。
从生产端看，服务业复苏进程因疫情反复而出现波折，制造业增长因触及能耗双控等资源和环境约束的硬顶而增速放缓，这体现了经济转型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年前三季度，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6.3%，两年平均增长6.4%，较上半年回落0.4个百分点，低于疫情前3年同期平均7.7%的水平。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8%；两年平均增长6.4%，较上半年回落0.6个百分点，年9月，受“拉闸限电”影响，在境内疫情总体好转的情况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仍下降了近0.5个百分点。
年四季度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种因素“震荡叠加”短期内可能减弱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我们调低了的经济增速预测值，考虑到年三季度经济增长的低基数和制约三季度经济增长的因素可能缓和，我国适当调高了年四季度经济环比增速预测值。（见表1）按照我们的推算，如果10月份的这轮疫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可能在3.2%左右，全年可实现7.9%左右的增长，近两年平均增速在5.1%左右，预计年全年经济增速约为5.0%。
表-年中国经济环比增速（%）
注：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四季度至年四季度环比增速为我们的预测值。
一些国际组织也在最新的预测中调低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的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10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8.0%和5.6%，比7月均下调了0.1个百分点。
图3中国GDP季度增速情况及预测
从更长期的视角看，中国经历了人口结构及总量的变化，这种变化未来可能还会加速，同时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也在发生改变，而且这些变化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性。世界银行原副行长和经济顾问钱纳里（HollisB.Chenery）等人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得益于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而转变的路径和方式主要受到一国（或地区）初始经济结构、要素禀赋以及发展战略的影响。从要素禀赋来看，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针对当时的经济结构与要素禀赋条件，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构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步形成。在经历一段时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中国出口导向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早在年就达到了顶峰，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再次重塑，中国向“双循环”转换已经是战略的必要选择。
三、中国人口、经济发展双重转变下的“双循环”发展趋势与逻辑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变包括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和人口转变。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年至年，农业与轻工业结构的调整时期；第二阶段年至年，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化阶段；第三阶段年至年，金融危机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发展及外循环动力逐步减弱的阶段；第四阶段至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量的积累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中国经济全面转向了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新阶段。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阶段和有可能开启的“人才红利”阶段。人口转变要求中国的发展方式与战略必须与之相适应，从初级劳动占比高、劳动报酬占比低的国际大循环转向以提升人力资本和创新水平的“人才红利”阶段，增长与循环模式需要进行重大的调整。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转变状况
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66.7%，年达到70.2%，年顶峰时上升到74.5%，而后逐步下降到年的68.6%，而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了13.5%，老龄化加快（见图4），中国的“人口红利”阶段行将结束，需要进入到“人才红利”阶段。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即将在未来几年到达峰值，低生育率下将在年达峰，中等生育率下将在年达峰。
图4中国人口结构转变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明显的时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等制度变革融入国际大循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成功实现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步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正准备跨越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随着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要素禀赋变化，中国增长方式也随之调整。增长必须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中国的经济循环方式需从消耗劳动力为主的国际大循环转向以重振内需、提高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的国内循环，同时利用中国的“人才红利”和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国际大循环的质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价值循环转变
中国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阶段转变带来了经济价值循环的改变，大致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推动了中国贸易盈余占GDP之比不断上升，年一度达到8.7%，而后逐步开始下降，年已降至1.1%，通过出口导向带动经济增长已渐行渐远。二是吸收外资在资本形成中的占比已降低。外商直接投资（FDI）净额占GDP之比在-年基本处在4%-5%的高水平，年开始逐步下降，直接投资净额已降至1%以下，趋向资本输出与外商投资的平衡。三是海外收入净额始终为负。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及私人外汇流出，在海外形成了大量资产，但海外收入净额为负，相对于日本海外收入占GDP的3~4%水平，以及德国和美国1~2%的水平，我国的投资效率不高，获得海外要素投资的正回报难以汇回国内形成正收益。四是金融投资净额主要是由央行主导将累积的外汇资产以金融投资的方式购买美国、欧洲、日本等储备货币国债券。年8月11日汇率市场化改革后，中国一时对外金融投资流出很快，而后随着债券通等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证券投资组合流入加大，金融投资净额始终为负。
图5中国国际收支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国际收支平衡表，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陆江源博士计算。
当前，中国已经从净利用外资的国家转向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平衡的国家（见图6），而且成为了全球第二大资本输出国，即不论是对外投资流量和海外资产存量都是全球第二的国家。中国对外投资经历了从起步到超过外商直接投资再到基本平衡。中国加入WTO后的年对外投资仅27亿美元，同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4亿美元，体现了国际资本与国内劳动要素的结合。年人民币升值后，对外投资上升到百亿美元，年对外投资超过了对外直接投资，年汇率改革，年对外直接投资高达亿美元，高于了FDI的亿美元。年中美经贸摩擦，到年对外投资回落。中国从一个净资本流入国到目前是资本进出平衡，如果按民间资本流动的广义口径，中国已经是资本净流出国。中国的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同步，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已转为东盟，东盟不是中国的最终出口地，东盟实际上承担了中国产业转移和贸易转口的双重职能。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和“人口红利”消失后的规律使然。
图6走向平衡的中国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
资料来源：《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等编，中国商务出版社，年9月出版。
年全球经济受疫情冲击供给不足，中国有力地把握了防控疫情和供应链完整的优势推动了贸易盈余提升，但全球疫情稳定后可能将进入供应链再调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可能还会保持贸易盈余，但不会是大的带动因素。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