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浪财经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者夏春
在《通货膨胀未来可能变化的路径》里，我们指出目前关于通货膨胀的许多说法过去夸张和耸人听闻，与事实并不吻合。例如，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启动量化宽松之后，预期的高通胀并未到来。本文通过回顾魏玛德国和津巴布韦的恶性通胀历史，指出一些常见的理解也不准确。
理解货币流通速度，比理解货币供应量更重要
关于通胀的成因，大家影响最深刻的一定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年写下的名言“通货膨胀永远而且无处不在是一种货币现象”。更准确地说，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量，就会产生通胀。
需要指出的是，Inflation的本义是物价水平持续上升，翻译成通货膨胀并不准确，而且使得这句名言变成了没有意义的同义反复。
这一结论来自于弗里德曼与安娜施瓦茨对-年美国货币史的考察，并随着美国70年代的大通胀而变得家喻户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句话的影响力大到任何一个经济系的毕业生都可以记住一辈子，也被无数的经济分析师和政策制定者奉为圭臬。
弗里德曼主张国家货币供应增长率应该高出经济长期增长率一个固定的百分比（2-3%），而非凯恩斯主张的“随机应变”，他同时认为财政政策基本无效，相反，政府应该尽可能放松监管，实施减税，而自由竞争是最好的市场机制。
他与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在70年代提出的这些主张构成了80年代以来全球私有化，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基础。如何评价这些思想遗产超出本文范畴，但大家可以仔细回味耶伦在就职演讲提到“今天美国的经济危机开始于50年前”。
弗里德曼的观点其实是货币数量论（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V等于物价水平乘以实际产出Y，即名义GDP）的一个简化版本，相当于假设了V与Y的变化率基本稳定。但可惜的是，货币数量论只是一个会计恒等式，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
特别是，V要通过其他三个变量推导而出。虽然-年期间美国的V围绕1.8上下波动，但-年V持续上升到2.2，随后就进入波动下跌轨道，年疫情期间更是降到了1.1的水平。
疫情前美国量化宽松期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被V下降抵消，低通胀成为常态。弗里德曼认为物价持续上涨是由于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的结果，显然就站不住脚。
值得一提的是，央行影响的只是基础货币M0的供应量，广义货币M2对物价的影响更大。金融危机后，美国M0同比增速一度达到%，但同期M2增速仅10%，随后绝大部分时间，M2增速均低于M0。
至于V的下降，与M2的低增速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金融危机严重破坏了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使得大家对交易和货币的需求下降，相反预防性的储蓄增加。货币供应的增加仅仅抵消了经济内生的通缩压力，低通胀因此产生。
当然，V的下降也与货币进入到金融和房地产市场高度相关，通胀没有体现在消费市场，而是反映到不同资产上面。从广义上说，包括资产在内的物价水平不断上升是一种货币现象，也许没错。
只不过，弗里德曼关心的通胀定义并不包括这些方面。由于理论的滞后，估计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央行都不会考虑以广义通胀来制定货币政策。
疫情冲击后，美国M2同比增速从7%快速增加到目前的26%，尽管仍然低于同期的M0增速，也已经是年有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而且高出70年代增速的一倍。虽然目前因为V的下降而未影响通胀，但经济回归常态后，产生通胀的压力确实不小，除非V始终保持在低位，我在《通货膨胀未来可能变化的路径》一文里指出这是有可能的。
通货膨胀的财政和政治理论
在近期关于通胀分析中，最常见的错误便是套用魏玛德国恶性通胀的例子，来贩卖焦虑，或者以此来批评各国的货币宽松与财政救助政策。经济学分析盲目崇拜物理学的简化假设，但对历史的简化往往带来荒谬的结论。
这一点即使聪明如弗里德曼也难以避免，他关于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观点，并没有回答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如果会带来恶性通胀，那么最初为何要增加货币供应？
以魏玛德国为例，一战期间货币供应增速高于通胀增速，此时货币流通速度V下降幅度远大于实际产出Y的降幅。但战争结束后，货币供应增速却远低于通胀增速，原因在于V的升幅远大于Y。如果不去观察V和Y，只看货币供应与通胀表现，就会发现两者的关系与流行的说法完全相反。
从本质上说，恶性通胀通常来自产能的严重破坏或者债务的急速增加，货币超发只是一个中间副产品。
一战后，德国同时需要从国外进口原材料进行生产，并且以出口换取黄金，来向战胜国进行战争赔偿。但战争对德国的产能造成严重破坏，既无法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出口需求更进一步导致物价上涨，而支撑进口的负债不断累积，最终导致战争赔款的违约。
年违约后，法国和比利时占领德国工业区鲁尔，这导致企业和家庭对货币信心完全崩溃，没有人愿意持有，货币快速贬值，恶性通胀发生。此时V和通胀增速已经是货币供应增速的倍。真正决定通胀的在于V，而不是货币超发的速度。
可惜的是，经济学分析对历史的简化，使得绝大多数人把魏玛德国战后的恶性通胀归咎于德国央行的疯狂印钞。事实上，德国央行并没有直接向德国财政部购买债券，而是采取了和今天各国常见的做法：商业银行是双方之间的中介。真正压垮魏玛德国的是物价持续上涨与政府赤字不断扩大的恶性循环。
同样，把津巴布韦的恶性通胀归咎于货币超发是思维惰性的表现。真正的原因在于国家治理不善，失败的土地改革导致农业生产崩溃，制造业供应短缺，社会骚乱以及不断累积的政府外债。居民（家庭和企业）对政府失去信任，货币超发只是这些问题的副产品。
因此，弗里德曼之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更多地是一种财政现象，而不是货币现象。居民具有理性预期，当他们发现国家未来的财政收入无法用于支付未来的财政支出，他们就会预期到货币面临贬值压力，从而不愿意持有，导致通货膨胀的产生。此时，物价水平取决于政府债务和基本财政盈余的现值。
支持通胀是一种财政现象的经济学家（包括年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认为，即使货币供应增速保持恒定，一旦居民担忧政府债务无法维持，通胀就会产生。相反，只要政府可以让居民相信债务可以维持，那么即使货币“超发”，也不会产生高通胀。
魏玛德国控制恶性通胀的经历恰好支持了这一理论。年底，德国发行一种以地租为抵押的新货币取代旧的货币，并制定了可信任的的财政政策，恶性通胀很快就结束了。
对更多国家通胀历史进行研究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模仿弗里德曼，指出“恶性通胀永远而且无处不在是一种政治现象”。换言之，只要政府愿意解决通胀，就总是可以做到，但总有政府放任通胀，作为减少实际债务偿还的手段。
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去40年的低通胀，其实不算是坏事，至少说明居民对于政府的能力仍然保持信任。既然政府有能力解决通胀，居民也就不必为通胀过度担忧，这样低通胀就成为了理性预期“自我实现”的结果。
现在，美联储新的“平均通胀目标”就是希望改变过去的预期，创造出新的高通胀预期，从而走出“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