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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3/4/17 10:59:00

文章来源:丁昶著《文明、资本与投资》,中信出版集团年8月出版。

索罗斯其人可谓毁誉参半。有些人对他顶礼膜拜,有些人则恨得咬牙切齿。其实这些观点都已超出了他区区一身所能承受的范围。打个比方来说,一条极其清澈的小溪,我们往往看不出它的流速有多快。如果这时候有一片树叶落上水面,我们便立即可以从它漂流的状态感知到溪流的速度了。时代发展的洪流滚滚向前,而索罗斯不过是其上一片特别的漂叶而已。

当然,这种“时势造英雄”的历史观,并不否认索罗斯“金融炼金术”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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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与巴菲特

巴菲特的财富都集中在上市公司“伯克希尔”,所以他的身家很容易计算。相比之下,乔治·索罗斯就神秘得多。他的财富主要集中在一个叫作量子基金的对冲基金中,基金净值信息不对外披露。

华尔街一般认为,索罗斯的身家超过亿美元。这个数字虽然比不上巴菲特,但是仍然远多于其他任何金融投资人,索罗斯稳坐第二把交椅没有问题。

因为索罗斯曾经多次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在中文媒体上,他常被称为“大鳄”。

这个比喻非常形象。鳄鱼的捕食方法就是平时趴在水里,一动不动,隐藏自己的同时,露出两个眼睛在水面上,密切观察着猎物的动态,等到最适合出击的一刹那,鳄鱼才张开血盆大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猎物拖入水中。

(图片来源于网络)

索罗斯与巴菲特同岁,都出生于年。区别是巴菲特出身于美国富贵之家,而索罗斯则是从纳粹统治下逃脱的匈牙利难民。

巴菲特30岁时,已经坐拥千万美元身家。而索罗斯30岁时刚刚在华尔街安身。他当时对金融还没有什么兴趣,梦想着赚到衣食无忧的本金(据说是50万美元)之后,就改行去当哲学家。

索罗斯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他39岁才开始管理一只小基金,规模只有万美元。43岁时,索罗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48岁时,他把自己的基金正式更名为量子基金,取量子力学中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的寓意。如果说巴菲特是打着“美国必胜”的思想钢印来做投资的,那么索罗斯则恰恰相反,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一切都随时可能起变化。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是30岁前的经历肯定会影响人的一生。索罗斯与巴菲特的人生经历截然不同,性情品格也反差巨大。

索罗斯非常懂得利用媒体来宣传自己的策略,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做多或者做空什么资产。在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他一边在金融市场上积极建仓,做空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一边公开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强烈批评那些被做空的国家,恨不得直接劝对方放弃抵抗,直接投降认输算了。最近一个例子是年,索罗斯尝试做空人民币。他从达沃斯年会开始,前前后后在媒体上造势唱衰中国长达半年,最后发现中国央行的腰杆比自己想象的要硬得多,这才悻悻而去。

巴菲特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对自己的头寸口风极严。7年,他在高位减持中石油。按照香港交易所规则,作为持仓5%以上的股东,他有义务披露自己的交易。但是他采用了规则所允许的最慢的披露形式——普通平邮。邮件从美国海运到香港花了11天,导致港交所第12天才向公众披露巴菲特的交易。在随后的8年大熊市中,股神的这一操作颇受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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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风云

与巴菲特专注于股票投资不同,索罗斯的投资范围很广,股票、债券、商品、外汇都有布局。不过要说他的成名之战,还得数两场惊天动地的外汇交易。

第一场交易就是年做空英镑。当时欧盟还没有成立,只是一个由12个欧洲国家组成的欧洲共同体。它们在年2月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了逐步建立货币、经济和*治联盟的计划。根据联盟条约,欧共体国家应该首先致力于保持相互之间的货币汇率稳定,并行一段时间,到年再统一改用欧元。

联盟条约给出了目标,但是没有分配责任。当时市场上对英镑的需求较弱,对德国马克的需求则较强。市场的力量要求英镑贬值,马克升值。如果要维持原有汇率不变,就必须进行*策干预。

干预不外乎两个办法,要么英国加息、收紧英镑,要么德国降息、放松马克。这两个办法,执行一个就行了。可是执行哪一个呢?在欧共体的组织架构下,并没有一个超国家的机构能够最终拍板。于是两国相持不下,德国态度傲慢,英国不甘屈服,大有宁可一拍两散之势。

其实从经济学原理上讲,升值和贬值,加息还是降息,哪一个选择更有利,哪一种选择更不利,并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通常认为,加息会提高资金成本,降低投资,增加失业;降息会刺激消费,推高通货膨胀。

总之,如果我们假设经济体原本处于均衡状态,那么现状就是最好的,加息、降息都是错误的。

可是,如果经济体原本就不均衡呢?

从逻辑上讲,动态不均衡是很正常的,据此对汇率进行调整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小算盘:对于市场博弈的结果,*府是没有责任的,可是如果*府出手干预的话,立即就把责任引到自己身上了。

无论*府怎么主张,总有一批人要骂:主张加息,担心失业的人要骂;主张降息,担心通胀的人要骂。所以,要保证民意支持率,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不调整,让别的国家去调整。就像我们开车,有的司机就是会车不让行,一定要别人给他让路。

接下来,就是著名的一幕:量子基金的老板索罗斯、基金经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和信孚银行的交易员罗伯特·约翰逊,三人围坐在纽约的办公室里,密谋狙击过气了的上一代世界硬通货——英镑。最后,索罗斯对德鲁肯米勒说出了那句名言:Allin(全押上)。

这一幕实在太富有戏剧性了,以至几十年后人们还津津乐道。不过仔细想来还是有些蹊跷。量子基金的两大头目开会,为什么要请信孚银行的交易员参加?这就好比请券商分析师来参加公募基金的投委会。不过反过来想,假如没有外人在场,这么经典的一幕不就没法流传出来了?江湖上岂不是少了一段传奇?这大概又是索罗斯的表演天赋在起作用。

客观地说,当时整个欧美银行界都已经普遍预感英镑要出事,其中也有一些敢于建仓做空的,但是历史却把这场战役无可争议地记到了索罗斯名下,因为他的胆子、嗓门和块头都太大了。

当年英格兰银行的外汇储备大约是亿英镑,约合亿美元。而索罗斯一家就做空了亿美元。因为做空需要对手,而量子基金并不是在英国注册的商业银行,所以不能直接跟英格兰银行交易。于是索罗斯满世界打电话,问哪家银行愿意买入英镑,弄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在此类交易中,商业银行并不想自己持有英镑,它们从索罗斯手里买下英镑后,立即转卖给英格兰银行,甚至还会卖得更多一些,给自己也做一些空头。因为英格兰银行的底牌是摊开的——它只想维持汇率,所以在广大“吃瓜群众”看来,如果索罗斯成功了,英镑将贬值;即使索罗斯失败了,英镑也不会升值。于是做空英镑便成了一桩不会失败的交易,搭一道顺风车,何乐而不为?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资金流动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进出口贸易。它的渊源最为古老,流动也最稳定,很少发生剧烈变化。

第二类是直接投资。比如通用跟上汽合资办厂,或者中国铁建到非洲造铁路。它的金额波动大,但是因为投资周期长,方向也还是比较稳定的。

第三类是证券投资。比如英国人买日本债券,德国人买美国股票。这种资金流不仅金额巨大,而且方向随时变化,今天买,明天就可能卖。

20世纪90年代,国际证券投资的资金流动规模远远小于今天的水平,中央银行只要应付好进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项目就可以了。所以英格兰银行虽然意识到贬值压力的存在,但那就像是游泳者感觉到潮水在慢慢上涨,根本想不到自己会被一个突然的巨浪直接吞噬。

年9月,英格兰银行一直按照联盟条约,以既定价格与商业银行交易英镑。但是从9月14日开始,水坝似乎出现了裂缝。到9月16日,英格兰银行才如大梦初醒一般,在一日之内连续加息2次,上午加2个百分点,下午加3个百分点。可惜此时洪水已经汇聚成势,无法阻挡了。

如果是股价暴跌成灾,人们至少还可以关闭交易所,而外汇市场遍布全球,无边无际,就连英格兰银行也无法强制停止英镑交易。当天晚上,英国宣布退出欧洲货币共同体。

假如当年英国没有退出欧洲货币共同体,英镑应该会在年并入欧元。一个真正统一的欧元区将会比现在更强大,更有可能与美国分庭抗礼。而且如果当初把货币统一了,年以来的英国脱欧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

索罗斯当年狙击英镑,事实上造成了大西洋两岸此消彼长的效果。所以一直有说法认为,英镑战役是一场由美国策划的阴谋。

在我看来,越是短期、微观的事件,其中包含的偶然性就越大;越是长期、宏观的事件,其中包含的必然性就越大。

具体到索罗斯狙击英镑这一人一事,有没有阴谋我不敢说,但是英国无法融入欧洲,这是由其长期历史趋势决定的。没有索罗斯,也会有张罗斯、李罗斯。如果说美国人在其中有什么影响,那也主要是支撑了英国人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高人一等的幻觉。在英国人的历史观中,二战中德国击败了法国,然后英国和美国又击败了德国,所以英国是与美、苏平起平坐的“三巨头”之一,比法、德总是要高出一筹的。

在年英镑贬值的过程中,英格兰银行把总共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花掉了亿美元。按照贬值后的价格计算,英格兰银行的账面损失大约是38亿美元。其中大约有10亿美元落入了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囊中,其他大小投机者也都各有斩获。

事后来看,英格兰银行的应对方式很有问题。按照联盟条约,它可以向其他欧共体国家申请援助,或者直接请求德国降息,哪怕它早几个月就开始加息,每个月加1个百分点,事情都有可能出现转机。可是它什么都没有做,而在最后一个交易日内加息5个百分点,除了向市场宣示“我慌了”,别无意义。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英格兰银行并不十分抗拒自己的“失败”。

脱离欧洲货币共同体,让许多英国人感到如释重负。所谓一日之内加息5个百分点,恰恰因为其不可能有效,所以只是故作姿态而已。当天晚上宣布英镑贬值的同时,加息决议也同时取消了。

事实上,英国一点儿也不情愿加息。脱离了汇率的枷锁之后,英国非但不加息,反而大幅降息。从年9月的10%一直降到年3月的5.25%,简直就像是放弃控制体重目标之后的暴饮暴食。

无论如何,索罗斯赚了,英国纳税人赔了。索罗斯一跃成为风云人物。量子基金的金主之一、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的老板詹尼·阿涅利告诉记者,当年他从量子基金中得到的盈利比从菲亚特公司的还多。

至于英国纳税人,虽然损失了金钱,但是维护了大不列颠的孤独斗士形象,他们应该高兴还是难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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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东南亚

我们在回顾年英镑狙击战的时候,需要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说起。那么在回顾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哪里说起呢?

我觉得至少要从年人民币汇率改革说起。但是为了叙述完整,我们还是从年“广场协议”说起吧。

年,美、日、英、法、德五国在纽约时代广场饭店签订协议,共同干预外汇市场,史称“广场协议”。虽然协议的内容是由五国共同拟定的,但是执行内容的任务主要落在德、日两国,尤其是日本。

“广场协议”签订后3年的时间,日元从1美元兑换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换日元。客观地说,这次汇率调整的方向以及幅度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日元确实应该升值,升值到1美元兑换日元左右也是公允的,并不存在汇率泡沫。

这个判断涉及我们对泡沫的定义。打个比方说,有一处房子原价0万日元,第一波上涨到万日元,第二波再上涨到万日元,最后跌回万日元稳住。那么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可以确认,第二波涨到万是泡沫,但是第一波涨到万并不是泡沫。

请注意,上述定义的底层逻辑是:长期来看,市场终究是有效的。这也是所有价值投资者的根本信仰。

在历史案例的研究中,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相当于“降维打击”,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再回过头去分析过程,就能避免许多当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相反,假如我们把历史与现状割裂开来,仅就当时而论当时,则结果必将流于轻浮。

从年到年,日元兑美元的平均汇率是1美元兑日元,与1美元兑日元相差不大。30年都没破的泡沫还是泡沫吗?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日元是错误的,至少这个指责证据不足。

日元升值没问题,升值的幅度也没问题,但是升值的速度有问题,升得太快了。

我们知道,国际产业链的分布是根据各国资源禀赋特征来确定的,取其最优。如果其中一个环节的情况变化了,整个产业链都要相应做调整。在金融市场上,日元3年升值1倍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实体产业的调整速度完全跟不上。基础建设、人员培训、技术转移都是需要时间沉淀的。

日元升值,日本的人力和资源价格都变贵了,所以日本有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要转移出来,而最理想的转移目标就是中国。

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治格局发生剧变,在中国投资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加。按理想情况来说,企业可能更愿意等一等、看一看,情况稳定之后再决定是否进场。但是日元急剧升值的环境不允许企业有这样的从容。事实也确实如此。

日本待不住,中国不敢去,那么怎么办呢?去东南亚。仅从财务数据上看,投资东南亚的效果并不怎么漂亮。但是比较而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东南亚比南亚、中东、南美还是强一些的。因此,除非中国重返国际市场,否则投资东南亚就是最优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国重返国际市场的决心是很大的。从外部讲,国际*治格局沧海桑田,融入国际市场才是世界发展潮流。从内部讲,人口剧增导致就业压力巨大。原本计划经济的好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相当于即时战略游戏里的“抢攀科技树”。可是在几千万年轻人就业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刻不容缓。

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币汇率是严重失真的。年年初,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不到1.6。后来经过几次调整,年1美元兑换3.7元人民币,年1美元兑换5.2元人民币,最后在年的汇率改革中,人民币一举贬值到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然后回撤到1美元兑换8.3元人民币稳住。

在学术界,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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