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际间的货币并无明面上的等级划分，但优质货币与优质商品类似，贸易商对优质货币的追逐，显然是对货币后面的国家实力的认同。
本刊特约作者王幸平／文
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市场中，人们通常是按商品价格高低以及品质优劣来进行等级划分的；而货币作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其也是可以参照商品划分的标准来进行优劣、高低、好坏、客户满意度来进行等级划分的。例如历史上，货币流通领域研究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格列辛定律，在金或银本位制条件下，将铸币中含金或银量的纯度作为标准，以此区分流通中的货币的优劣——良币被追逐收藏、劣币被抛弃于市。又称劣币驱逐良币规律。
现今的纸币如何划分优劣？拿不同的经济制度与不同的市场体系中的同类商品来进行比较是不合逻辑的。但如今，经济一体化已经是全球趋势，国际货币自由兑换也是大势所趋。在WTO框架下，同一样东西在相同的市场环境里，在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大前提下进行竞争；所有的自由兑换货币在同一个世界金融市场中交易，依照各种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交易结算兑换投资储藏中受追逐的程度，就可以对其进行优劣等级划分了。
事实上，国际货币是一个国家的*治与经济实力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美国学者卡拉·诺洛夫（Norrlof)在年提出了“货币实力”基于四个指标：GDP、贸易量（出口和进口）、资本市场（包括开放程度）、净国防开支。科恩将其概括为：经济规模、金融发展水平、对外*策关系以及*事影响力。而罗伯特·蒙代尔一言以蔽之：伟大的国家拥有伟大的货币。
国家实力的硬指标
尽管从来没有什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任何国际货币等级的排名序列，但是在现实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际贸易的参与者，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一般是按国力强盛度、经济扩张度来辨别某些国际货币的地位，也就是依据国际综合实力来划分货币等级的。毕竟，一个国家的自由兑换货币就是该国的国际地位的表现。
在当今，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治地位与经济实力，大约有如下几种公认的硬指标：世界各国的GDP排序、世界各国进出口总额的排序、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二十国集团，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组成货币。
例外的是，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俄罗斯卢布却并不强势。二十国集团中的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货币，年曾经巨幅波动，有的贬值幅度甚至达到45%，这些货币也为国际贸易的参与者所回避。
中国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GDP排名世界第二，国际贸易量排名第一。但按照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的统计，人民币的交易量在第5、6名中徘徊。这是由中国作为一个独立核算的经济体量决定的，人口多、基数大、国内的贸易量也大。例如人民币的国际贸易结算量80%集中在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的跨境贸易，其余的20%则较多的分布在中国大陆与周边小国家的边境贸易零碎贸易里。从交易的对手方看，人民币的国际贸易交易双方又多以中资企业为主，换言之，这只是中国国内贸易货币结算的一个外溢现象，我们非常谦逊地把它称之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也是名副其实。
贸易商对优质货币的追逐
优质货币与优质商品类似，人们对优质商品的追逐也可以体现在对优质货币的追求上。
在国际贸易中，不同的国家间的进出口商在进行国际贸易结算时，其对结算货币的选择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任何非顶级货币的国家在进行国际贸易时，涉及到一个如何方便的使用某种结算货币——对双方来说都能够接受、都能够大致相对公平的问题。例如中东石油最大的销售地区是欧洲，但中东国家与欧洲进行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既不是欧元，也不用中东某个国家货币，而是使用第三方的美元结算。
欧洲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结算的货币，有70%是欧元，而美元及其他货币占30%。这反映出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货币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便利地位。
中国在通过进行国际贸易吸收顶级货币的策略上做得非常成功，以吸收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为主，数据显示，在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增加，而这种顺差所获得的美元占据了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的80%以上的份额，例如在年中国外贸出口2.48万亿美元，进口2.14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为.6亿美元，但是年全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2亿美元，这个对美贸易顺差的金额近乎相当于中国全部的贸易顺差。
同样道理，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交易所难以吸引跨国企业去它那里上市，筹资货币的等级较低是原因之一。
对于顶级货币的发行国而言，其输出货币的渠道是贸易逆差或资本项目逆差，但是该类贸易逆差或资本项目逆差的份额给予哪些国家，它是可以有选择来施行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引进外国的资金与技术的*策的目标国必须区别对待。换言之，其国际贸易结算对何种国际货币的选择，其外汇储备吸收以何种国际货币构成的资金，事关国运的兴衰。
国际货币之间的角力
作为顶级货币，相对于其被其他各种拉拉杂杂的货币当成锚定货币的一般等价物而言，其国内购买力与国际购买力大体是同步的。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上的商品如同其国内商品一样，是参照顶级货币来定价的。
但是，顶级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与国际购买力的变化是不同步的，国内购买力的变化取决于价格指数的变化，国际购买力的变化取决于汇率的变化。
仅仅就狭义的汇率的含义来看，汇率的变化具有相对性，一国货币的贬值必然导致另一个国家货币的升值。换言之，各国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与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的变化是不同步的。但从广义的汇率市场来看，一种货币（对各种货币）的汇率变化又没有对称性，而是有升有降、参差不齐、千差万别的。例如某时某刻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兑日元贬值、对欧元不升不贬等等。
囤积顶级货币的风险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顶级货币的国内购买力下降的风险，主要是指货币发行国CPI的上涨而导致其本币在国内贬值即所谓通货膨胀的风险；第二种风险是该类货币的国际购买力下降的风险。这种风险的表现形式是该货币与其他货币汇率的变动，以至于对外贬值、在国际上购买它国的商品数量下降的风险。
通常，各国的贸易商为了避免因汇率波动的损失，往往倾向于在国际贸易中选择收取好货币，也就是说用顶级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其产生的一种连锁的经济反应是，对某种货币的追捧必然会造成该种货币的稀缺。而这种顶级货币短缺的后果，使世界贸易市场缺乏一种受到信任的结算货币，而这种一流货币的短缺将造成世界贸易量的萎缩，进一步抑制全球经济的增长。
例如国际金融史上发生的“美元荒”。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后，美元成了关键货币，各国央行、各国贸易商对美元的追逐达到了顶峰，严重影响了彼此间的双边贸易开展。
从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功能来看，早期的“美元荒”是指西方各国普遍缺乏美元用以支付大量对外贸易逆差的状况。而不能仅仅理解为作为货币发行方，由于美国的*金库存有限，以至于美元的货币发行量不足。
狭义的“美元荒”是指美国国内市场并不需要投放那么多货币，而美国的对外投资又受到限制，因此流出美国的美元数量有限，美联储向国际市场供应的货币有限，这是以供应量短缺为特征的。例如，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生产发展很快，商品供应充足。而其他西方国家则因受战争破坏，物资匮乏，资金短缺，经济一时难以恢复，因此不得不从美国进口大量商品。但又没有充足商品可供出口，也没有足够的*金储备可用于支付进口，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国际收支发生大量逆差的状况是短缺美元造成的。在年，西欧的对美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但同期西欧的国际储备总额仅仅是67亿美元。
对此的解决办法，是美国增加对世界市场的货币投放，也就是说，美国在输出商品的是同时，也要输出货币，这就是战后美国谋划马歇尔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因。
广义的“美元荒”则是指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美元指数上升，美联储频频加息等一系列货币*策的推动，导致美元从新兴市场国家回流美国，引起国际市场上的美元贷款价格上涨，这是一种以利率上涨为特征的“美元荒”。
“美元荒”的另一个极端是美元过剩。
量化宽松（QE）、流动性泛滥，都是美元过剩的代言词，其表现形式为国际市场上对美元的需求锐减、同业拆借利率下降、银行存款利率为负。
但长期的低利率将伴随着美国的CPI上升，而美元实际购买力下降，使持有大量以美元为外汇储备货币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假如各国央行气定神闲地手持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现金，不去购买美债，那么这些美元又将归属何处？权衡再三后还是购买美国国债为最佳选择，是故美国债务飙升，如同周瑜打*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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