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年的崩盘清楚客观地证明了市场基本面理论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这个理论相信最优的普遍福利只有通过市场均衡才能实现，而市场均衡是所有市场参与者无数单个决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市场参与者力图在有效市场假说的基副上实现其个人收益的最大化，而市场均衡则不应受到任何以共同利益或者系统稳定为名所采取的集体性行动的扭曲。
个人在无组织的集合中所作出的决策和采取的行动的总和，有可能会而且往往的确导致了系统性的危机，对共同的利益造成损害。不加调节的自由市场可能会很快就变成失灵的市场。市场并不是在一场春雨后就会自然成长。市场是人为的构造，由同意按照某些特定的规则开展游戏的关键参与者所共同设计。所有的市场都是有规划的，而规划的目的则在于消除完全的自行其是。
自由市场与自由恋爱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年的崩盘发生时，美联储新上任的主席格林斯潘只不过在这个权力很大的位置上坐了9周的时间。面对这场崩盘，格林斯潘立即向银行体系大量注入新的准备金，即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从回购市场上大规模地买入国库券。他在崩盘发生一天后宣布，美联储将“作为流动性的一个来源，为经济和金融体系提供支持”。
格林斯潘通过从市场上买入国库券而新创造了亿美元的银行准备金，因为未买入的国库券而支付的资金流入了银行体系。在一天时间里注入的这亿美元的“高能货币”导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跌去了75个基点，而且它阻止了金融恐慌的蔓延，但这并没有解决金融市场上的问题，问题的继续存在令美国经济陷入了一场在随后的5年里一直持续着的衰退。
最为糟糕的是，以货币方式解决系统崩盘导致了金融领域每10年出现一场危机：年的崩盘，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年的金融危机。注入银行体系的高能货币令银行得以创造出了更多的银行货币，其方式是多重的信贷循环，即反复放贷等量的资金，每次再减去所要求保留的银行准备金。
如果准备金率为10%,新注入的亿美元高能货币在理论上能新产生高达0亿美元的银行货币，这些银行货币存在的形式是借款者在银行存款，流回银行的资金又由银行放贷。布拉迪委员会对年的崩盘的调查表明，在年的10月19日，导致了市场崩盘的资产组合保险交易，仅为少量大型交易机构所交易的60亿美元的标准普尔指数期货和组约证交所股票，而当时的市场交易总量有亿美元之多。
美联储所注入的0亿美元是当时市场交易总量的3倍，是资产组合保险交易额的20倍。然而，事后对年崩盘的分析显示，尽管资产组合保险战略在设计上是利率中性的，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下跌实际上造成了在全球范围内采用这种战略的金融企业由于汇率效应而损失了资金。在此之前，金融机构对资产组合保险战略并无充分的了解，而这时对这种效应姗姗来迟的认识则促使许多机构关闭了它们此前获利颇丰的债券套利部门。
对冲基金的崛起这一举措后来导致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这样一种新型的、单立门户的对冲基金的诞生，这种基金继续采用高杠杆化的战略，获取权益回报率超过70%的巨额交易利润，而当俄罗斯突然于年夏拖欠其美元债券的还款，这种战略最终造成了这家公司陷于破产的边缘。美联储只得组织了一场由私人部门债权人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拯救，以此限制对金融市场所可能造成的系统性损害。
美联储这样做的后果是进一步吹大了流动性泡沫，导致泡沫从陷于困境的部门蔓延到健康的部门。年的崩盘反映了股市泡沫的破裂，而针对这场崩盘所采取的流动性疗法则促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而当这一泡沫也破裂时，它进而造成了储蓄与贷款危机。年的崩盘尽管从技术上来说是由程序交易所引发的，但美元的贬值也是一个主要的诱发因素。
虽然美元的汇率从年2月底开始已经出现了下跌，但这尚未带来美国贸易赤字的减少，而随着贸易赤字在年夏膨胀至每年0亿美元的水平，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开始抬头。汇率问题年9月22日，美国的官员在纽约市的广场宾馆安排了一场5国集团官员之间的会面，其部分的意图在于以此搪塞国会，使其不至于通过保护主义的立法。
这次会议批准了一项实现美元有序贬值的协议，协议指出：“这些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最近所发生的变化，再加上它们对于未来的*策承诺，这些都未能在外汇市场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协议的结论则是：“主要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的有序升值是应该的”，5国集团成员国也应“随时准备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从而促成这种升值”。在《广场协定》签署后的7周时间里，5国集团成员国的*府出售了近90亿美元换回其他货币，其中美国出售了33亿美元。
年初，美国经济出现了走弱的迹象，美国的贸易赤字则继续增加，美元在此时跌至7年来的低点。需求不是靠收入而是靠债务在维持着。在外汇市场上，里根*府官员发表的公开声明被理解为暗示着官方对美元进一步贬值的后果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