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文章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规律性起伏与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下经济全球化的过渡与演变中发现，经济全球化是霸权国为了获取霸权收益而建构的国际体制，而逆全球化则是霸权国利用国际制度二用性对崛起国采用的大国制衡战略。美国学界认为，中国崛起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国际体系构成了潜在冲击，从经济治理价值观、霸权收益机制与公共物品供给三个领域影响美国对霸权的维系，因而有必要进行制衡与反制。作者认为在这一战略冲突的敏感期，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应强调规则互补与战略共生，协调好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中的竞合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冷战后国际新秩序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也是国际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基础。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接纳了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规则与体系，并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系统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乌拉圭回合以来，虽然各国在技术标准、敏感产业开放、环境与知识产权、劳工待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深层次领域的区域合作谈判陷入僵局，但区域内贸易协定等新的合作方式依然能推动全球化的发展。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ＣＥＰ）等多边合作框架皆在有条不紊地谈判中，欧盟东扩步伐也在加速推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从促进与推动多边贸易互惠与区域性经济合作角度出发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然而，以英国“脱欧”事件为开端，全球范围“黑天鹅”事件在２０１６年后集中爆发：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相继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ＴＰＰ谈判，民粹**在法、意、德等国迅速获取议会席位，ＲＣＥＰ谈判进展放缓并接连受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等等。在全球宏观经济状况并未发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浪潮为何突然风起云涌？笔者认为，由于大国之间不再局限于对近期经济利益的争夺，而是通过权力制衡与体系制衡以争夺国家获取长远经济利益的保证。作为全球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爆发的贸易纠纷是这场逆全球化浪潮下国家间博弈演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逆全球化的权力视角：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属性
逆全球化看似是先由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的一场*治*博为起点、后由对*治妥协传统嗤之以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偶然性事件，其根源却是来自全球化核心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性反思。实际上，逆全球化模式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上半叶英美应对“大萧条”的*策风格。当时，经济危机爆发的第三年，英格兰银行终结英镑金本位制度并宣布英镑贬值，掀起全球范围的贸易战；之后，罗斯福以“美国复苏优先”为竞选纲领当选美国总统，单方面撕毁与英法两国的汇率协定，使美元贬值并提高进口关税，其做法一如以“美国优先”为竞选纲领的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对中欧举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
从历史经验可以发现，两次逆全球化都出现在全球性经济危机时期，且发起方都是当时构建与维护全球化秩序的主导国。我们亟待从权力视角将大国战略变量考虑进来探讨经济全球化与霸权国体系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新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际机制搭建的核心要素。当国际社会存在一个可能对全球进行权力投射的力量时，国际机制搭建成本能够降低。而能够主导国际机制的国家具有足够维持治理国家间关系必要规则的能力并充分发挥这种能力，则成为了霸权国。由于利益涉及各个区域与领域，仅通过单边或双边机制保障利益的边际成本将非常高，因此，霸权国趋向于依托自身力量投射构建多边国际机制，以提供公共利益换取多边机制对其利益的支持。公共利益来自霸权国提供的公共物品与更广空间的“搭便车”行为，也来自于霸权国构建的国际机制所能发挥的普惠性、各国享受霸权国的物质资源与机制资源带来的溢出效益与正外部性。英国霸权体系随其全球殖民地体系形成，其霸权利益来自世界的贸易利益增殖与转移，因而经济全球化是其维持霸权体系的国际机制。美国霸权体系建立于二战后的全球*事同盟体系，庞大的同盟体系支撑起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链，经济全球化正是其货币霸权与贸易霸权的根基。通过建立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与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各国能够从平等开放的多边谈判中获得更低门槛的产业体系转移与更高效率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福利。
然而，如果将国际机制视作是霸权国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相对的，当霸权国力量遭到崛起国的侵蚀时，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必将面临冲击。对于霸权国而言，维护霸权地位代表了霸权国的整体社会利益；只要霸权体系得到保障，那么其自身的国家安全、经济财富、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就能得到保障。这时，霸权国体系与崛起国体系对国际制度主导权的争夺是霸权能否发生转移的决定因素，国际制度也就展现了公私二用的属性：当国际制度作为公共物品为国际社会提供制度资源与正外部性时，其体现“公”的属性；当国际制度在国家间竞争时发挥遏制挑战国功能时，其体现“私”的属性。对于潜在霸权国而言，构建属于自己的国际体系，在“私”的方面寻求对旧有霸权体系的竞争优势、在“公”的方面通过重塑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寻求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霸权国最大化利用这种二用性特征、通过调节国际体系的“公”属性与“私”属性的倚重性，成为其维护霸权的一种卓有成效的战略选择。因此，在这一权力视角下，逆全球化则可以看作是霸权国对既有霸权体系进行修正的一种战略：霸权国有意调动*治资源与经济资源将逆全球化的相关理念付诸*治与经济战略中，通过减缓或破坏经济全球化下的多边治理机制与贸易自由化秩序缩窄经济全球化中“公”的属性，采取反全球化措施加深全球化机制中“私”的属性特征，榨取旧有全球化体系的剩余利益并最小化自身所受的负面冲击，择机重新构建新的国际机制以实现霸权护持。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第一次逆全球化浪潮发生于英美霸权更迭前夕。当英国发现经济危机使其护持原有全球化体系的成本难以承受后，选择走向逆全球化，通过缩减转移性支付、实施保护性汇率、提高关税等措施榨取全球化体系的价值，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作为霸权国合伙人的美国也采取了经济追随*策，与英国一道拉开逆全球化的帘幕。近年来，世界迎来新的崛起国，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再次爆发，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逐年削弱，逆全球化作为霸权国的战略选择被放在台前。然而，这一次的逆全球化与上一次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来自于美国有别于当年英国的特征，也来自于崛起国———中国有别于当年美国的特征。
二、经济全球化的过渡与演进：美国霸权体系的核心利益
以英国霸权为典型的权势霸权严格遵循《乌德勒支合约》中的国家均势概念，认为“一国不应过分处于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这种通过同盟手段与转移性支付推行扶弱制强的均势战略使经济全球化更多表现为一种贸易形式。美国霸权体系较之英国则体现出以权势霸权转向制度霸权的特征，其实质是霸权国建设霸权体系的重点由外交惯例与权力对峙向制度认同的深刻转变，其经济全球化不再只是一种贸易形式或开放形式，而是上升为多边治理机制或理念。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体系的制度建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遵循内嵌自由主义建立的自由国际主义下的经济全球化，第二阶段是遵循新自由主义建立的新全球化。
（一）美国主导的内嵌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
美国的内嵌自由主义思想源自“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学界将*府权力引入市场经济治理范畴的尝试，形成了凯恩斯主义并在之后成为美国构建经济全球化秩序的指导原则。凯恩斯计划与基金稳定方案倡导在多边主义的国际环境下，各国间自由贸易往来与*府的调控机制都应得到保障并有机结合，因而以*府间平等合作机制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是美国国际体系的核心理念，同时也成为主要国际机构的创建理念。关税贸易总协定机制确立多边主义与关税减让原则，各国保留社会*策的保障、豁免、例外、限制等原则；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扶弱原则，基金为逆差国提供“货币缓冲”等收支失衡保障功能；世界银行为缺乏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直接的外部支持，以缓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因市场机制不足所导致的各国资源分配不均衡。几大国际组织还秉承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被动性原则与民主性原则，尊重各国经济主权并给予各国相对平等的投票权，这不仅缘于凯恩斯主义的外延、也缘于美苏争霸下的价值观竞争。总的来说，国际间机制、各国平等性与普世价值观共同构成了美国霸权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正是得益于美国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深入国际机制与价值观层面，美国成功建立了美元霸权与贸易霸权。内嵌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象征着美国霸权体系的一次修正，其修正动机正是来自霸权国根据货币霸权与贸易霸权建立后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状态，对公共物品进行调整并建立新的利益攫取机制。
（二）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下的货币霸权体系
在货币霸权领域，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推行货币霸权与金融全球化是美国进行体系修正的核心，代表着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利益。建立金融经济体系并向全球金融市场寻求租金本质上是美国决策层对实体经济“空心化”摧残美国霸权经济基础的应对。金融霸权的建立是在摆脱“特里芬难题”制约的同时，以金融作为控制全球经济命脉的新方式与新工具构筑新的霸权经济基础。总的来说，货币霸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货币霸权产生额外收益。由于美元能在境外集聚，货币霸权赋予了美国从美元储备国筹集无息贷款的功能，美国能够无偿利用其他国家的商品和服务而无需增加本国货币供应量。由此，美国能从他国央行持有的新增美元储备获得铸币税，并在为他国银行提供结算与支付服务过程中获得佣金收入。根据学者估算，截至２００２年，美国货币霸权所带来的币权收益已经高达一万亿美元。
第二，货币霸权使美国财**策能深刻影响他国经济运行。由于各国都需要以美元为外贸主要结算方式并储存美元形成外汇储备，美国扩张或紧缩的财**策会直接对他国货币汇率施加升值或贬值压力。他国需要就美国财**策进行*策追随或危机回应，以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负面效应；然而无论他国*府做出哪种选择，都难以避免短期汇率波动造成的外贸受损、美元流动性波动下的资本外流与流动性不足以及为保护汇率所付诸的沉重*策成本。
第三，货币霸权是美国金融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建制基础。一方面，由于全世界共同分担*策成本，美国可以长期推行扩张性货币*策，因而美国采取金融自由化并不会冲击本国经济*策的独立性，反而有利于离岸金融市场资本回流；另一方面，美国信用市场上的外国投资不仅强化了美国不断增加预算赤字的能力，也能使美国金融市场长期保持低利率以刺激美国家庭的债务融资消费。美国金融集团利用此便利大力推行金融市场创新与私有财产证券化，不仅在国内实现了家庭消费的信用化、也成功掌控了全球金融产业的主脉络。
第四，货币霸权为美国霸权提供关键性的“粘性权力”。由于货币霸权为美国提供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长期顺差，从而使美国具有承担经常账户逆差的能力，进而使美国进口贸易的公共物品化成为可能。二战后全球经济重建期间，美国采用相对自由公平的贸易机制长期扮演他国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者”的角色，为他国提供市场动力、交易便利与贸易扩大；他国在实现经常账户顺差后，则将出口所得回流至美国以赚取投资收益。这种制度化的利益转移巩固了美国霸权根基并诱导各国围绕美国内需市场构建外需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促成了“金融国家对贸易国家”国际分工格局的成型。在这一格局下，各“贸易国家”一方面需要接受来自美国需求的市场势力，另一方面为了确保贸易竞争力被迫承担维系美元稳定的责任，并认同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利益机制的普适性，使得他国自发向美国靠拢并产生对美国经济*策与制度的严重依赖，形成了美国霸权特有的“粘性权力”。
（三）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下的贸易霸权
货币霸权产生于资本与金融领域，并以“粘性权力”形式建立广泛的进口市场。不过，进口贸易的公共物品化与美国建立贸易霸权并不冲突，因为其贸易霸权的实现形式并非体现在进出口规模上，而是体现在产业价值链上，准确地说是体现在美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实现“高端锁定”的链域霸权。产业与贸易的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纵向解体是２１世纪前后经济全球化最为显著的变化，也是链域霸权的建构基础。在产业链分工体系下，通过产业链治理占有产业链租金、进而达到促进经济福利并在微观经济活动中保持竞争性的状态，是美国建立新型贸易霸权的主要模式。以美国高新技术工业为典型的大型跨国公司采取“归核化”战略，将组织边界控制在核心技术研发与生产区间内，将资产专用性较低的非核心部分置入全球碎片式产业价值链合作体系中。该体系将产品的生产扩大至地域与企业间，并在公平交易市场（Ａｒｍ＇ｓｌｅｎｇｔｈｍａｒｋｅｔ）下的各运行实体之间建立合作，或通过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维系关系。
对于一国企业而言，只有通过寻求全球产业价值链接入才能获得信息对称、技术交流与知识转移，实现产业升级与产品附加值增长。然而在美国贸易霸权下，他国企业在与美国买家形成价值链合作关系后，将面临买方所施加的非公平关系压力，从而扭曲了他国企业的既定升级轨道。这是因为，当美国企业在全球高价值链域中获得垄断效应后具备了“参数定制权力”（ｐｏｗｅｒ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可在产业间与产业内分工、贸易体系内框定对他们有利的产品参数，然后为他国企业提供相应的价值链接口，使他国企业围绕美国企业的价值叠加流程构建当地产业集群。这种集群必然是以劳动密集与低成本为优势原则形成的，虽然能够在大规模生产过程中输出相对于当地收入水平更高的经济福利，却也使当地集群落入“非脆弱”区间，对寻求突破链域封锁的动机不足。因为在技术与资金匮乏前提下，以全球买家为核心开展贸易要比寻求“全流程”的追赶通道发展模式具有更高的风险。
不过，为规避风险而保持既有竞争优势下的价值链合作并无益于本国企业的长期发展，因为所承接产业的类型对本国贸易与工资水平增长的促进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当一国企业持续集中在劳动密集链域内展开合作，这种正效应将难以持续。而当企业为追求长期经济福利尝试更高层次的工艺创新与技术创新时，低技术加工与组装贸易成为掣肘，因为较差企业间交易复杂性不利于刺激组织自身创新系统的完善与发展。实际上，这正是美国通过新的价值链治理方式实现对各国企业的价值链压制，这种治理方式被称为“俘获型价值链治理模式”。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区域的产业伙伴出现南移与西移，开始寻求新的价值链俘获对象。
由于加强了资源禀赋利用效率与相对比较优势、降低了交易成本、在面对面交易中带动了学习效应，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下全球产业价值链模式显著促进了全球经济福利。中国、东盟、印度等具有一定资源禀赋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纷纷建立能够满足全球买家对产品标准化、质量控制与大规模生产要求的产业集群，只要不威胁核心技术与创新能力等核心利益，美国企业愿意主动向各国提供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外围技术转移。根据Ｂｈａｌｌａ等学者研究，无论是采取何种测算方式，得益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整体进步，全球收入分配都呈现趋于公平之势，全球基尼系数由１９８９年的６７．９４—６７．３９下降至２０１３年的６０．９２—５８．８６。不过，美国贸易霸权的核心利益也进而清晰，那就是美国企业在价值分割中对产业链租金的占有权。这种占有权由知识优势与体制优势共同构建：知识优势转化为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以确保美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链域的垄断经营。至于体制优势，首先是保持组织治理优势，通过持续性的组织创新建立模块化等新企业构架刺激组织运行效率与技术创新，进一步提高占有产业链租金的效率；其次是依托美国的精英教育体系与移民*策获得全球高精尖人才，反作用于知识优势。这种以知识与体制相互作用的霸权维持方式同样展现了美国霸权的制度性特征。
三、霸权国亟待制衡之策：美国推行逆全球化战略的根源
美国并未在国际体系获利、贸易逆差难以扭转、本国劳动者深受经济全球化侵害是特朗普*府推行以针对中国为核心的逆全球化*策的官方解释。表面来看，长期去工业化影响了美国大部分劳动者的从业权利与经济福利，构成了特朗普*府施*方针的民意基础，使得逆全球化*策更像是美国面对国内经济利益分配失衡、贸易结构失衡的一种*治反应。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也遭遇类似的经济问题而释放此类*治反应，这似乎并不是霸权国的专属。坚持霸权扩散与守势霸权理论的学者指出在中国一直尊重经济全球化规则的现状下，美中双极结构可以保持稳定，美国没必要在当下拿起逆全球化这一战略武器敲击自己的国际体系准则。然而，挑战不仅来自于全球化规则的挑衅者、也来自于对经济全球化规则的遵从者，因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是以经济全球化来维系，而非经济全球化本身；全球化平行趋势、超国家治理趋势、经济多极化趋势等经济全球化自然发展趋势反而在动摇美国霸权，因为遵从者们在全球化合作过程中所尝试的新利益谈判机制与利益分配方式未必符合美国的霸权利益并一定会削弱美国的参与程度与机制权力。特朗普*府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