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年世界通货膨胀率为8.3%，4月份预测为7.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4月份的3.6%下调至3.2%，称通货膨胀带来的下行风险正在显现。
相关阅读
全球经济的六大危机之压
继不久前世界银行将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大幅砍削0.8个百分点至2.9%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前期显著调低世界经济增速的基础上再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测值。而特别值得
首先是能源危机。始于年年中的能源危机最新从欧洲国家酝酿而起。由于酷热夏季与严寒冬季的作用，当时欧洲天然气需求暴增，库存较低与供不应求情况下，天然气价格暴涨并很快传递到石油与煤炭等上游大宗商品身上；祸不单行，今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欧美对俄罗斯抛出多轮制裁，输往欧洲的能源运输链受阻，作为全球主要能源输出国的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出口遭遇抑制，以原油为龙头的国家大宗商品如同打了鸡血井喷不止；不仅如此，时下北半球许多国家又进酷暑，持续40摄氏度的高温已成常态，炎热炙烤之下不是电网不堪重负，就是电力供应短缺，电价因此不断创出新高。
按照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赫.比罗尔的认定，石油、天然气和电力构成了全球能源危机的三大主题曲，并成为全球通货膨胀的主要推拉力；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的能源危机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危机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而且还暴露了传统能源短缺与新型能源供给不足以及二者不可有效衔接的矛盾，许多国家不得不开始重新启用与开采本已停步的煤炭资源，全球碳达峰与碳中和有可能受到掣肘而放慢进程。
其次是通胀危机。美国通货膨胀率创出了40年来的新高，欧元区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创下25年来的新高,且伴随着欧美通胀加快攀升的节奏，至少还有瑞典、韩国、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数十个国家通货膨胀率创出数十年来新高。据IMF的数据，疫情出现至今，全球通胀率累计上涨了4.2个百分点，而且上涨步伐越来越快，升幅从去年的1.5%扩大至今年的2.7%。
本轮通胀为全球尤其欧美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致，并由大宗商品价格的全面上涨直接推动而成，总体特征是生产资料价格(PPI)迅速向CPI传导，欧美高通胀快速地向其他国家传导，通胀具有全球性。PPI的上涨增大企业采购与经营成本，CPI的上升抬升了居民消费成本，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受到钳制；为了打压通胀，许多国家大幅度与高频率收紧货币政策，企业的融资成本急剧增升，进而反噬经营利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愈是贫穷的国家通货膨胀愈严重，民众生存更艰难，其中委内瑞拉、苏丹、津巴布韦、土耳其、阿根廷和也门乃今年通胀率最高的国家，世界银行就此警告称，通胀会在今年使全球贫困率上升12%。
再次是货币危机。货币危机也称汇率危机，历史上曾在墨西哥、泰国和阿根廷等国身上发生过。今年以来，美联储加息力度空前，美元应声上涨狂飙，非美货币集体沦陷，其中欧元在时隔20年后兑美元再次跌破平价，日元更是创下24年来的新低，除人民币小幅贬值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均在美元面前丢盔弃甲与竞相“比惨”。
在美元指数构成中，欧元与日元占比分别为58%和14%，权重合计超70%，针对强势美元呈现自由落体有着一定的必然，而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汇率大都盯住美元，与美元发生“跷跷板”关系也顺理成章。按常理，货币贬值利于出口，但由于疫情之下全球产业链不畅以及终端消费的低迷，相关国家反而贸易逆差不断，且汇率走弱还推高了产品进口成本，进而推升了国内通胀。必须强调的是，为了支撑本币，许多国家不得不抛售美元，致使本不厚实的外汇储备家底更趋羸弱，不仅如此，美元的升值必然导致资本从非美国家尤其是从新兴市场流出，一些本来“贫血”的经济体进一步“失血”，同时基于美元与非美货币利差口径的扩大，国际投机资本也会对后者趁机做空，从而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四是公债危机。疫情撕裂之下各国经济的疲弱导致财政进账越来越少，同时为抗疫又必须进行大笔连续投入，财政政策货币化在欧美日等国甚嚣尘上，债务急剧扩身成为必然；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借疫前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之机大举接入美元外债，负债规模也加速扩张。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年全球政府债务将增长9.5%，达到创纪录的71.6万亿美元，相应地偿债成本大幅上升至1.16万亿美元。
虽然美国政府的债务余额超过了30万亿美元，但掌握着美元“铸币权”的美国完全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来稀释偿债违约风险，只是其他经济体就完全不是如此了，其中欧元区政府债务比在疫情后飙升至95%，区内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的公共债务规模达到2.75万亿欧元，仅今年的偿债利息就高达亿欧元，意大利很可能成为引爆欧债危机的第二个希腊。另外，日本政府负债超过万亿日元，债务占比为全球最高，日元持续大幅贬值之下日本政府是否能够承受巨大的成本增升压力就悬念丛生。特别需要警惕地是，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因货币贬值偿债成本提升，另一方面因提高利率导致国债收益率飙涨，利息支出空前增加，除了斯里兰卡已经宣布“破产”外，目前还有三分之一的新兴市场国家正陷入美元债务困境，其中智利、埃及、土耳其和巴西等10多个国家最有可能发生违约。
第五是粮食危机。除了区域性干旱、冰雹、强风以及暴雨等恶劣天气侵袭带来农作物减产与歉收之外，伴随着种子、肥料以及燃料价格的飙升，全球粮食价格一度跃升至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自年设立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俄乌战争带来的运输失序令两国出口到世界30%的谷物、25%的小麦以及23%的玉米和67%的葵花籽油受阻滞留，而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以及基于减轻本土通胀的压力，目前约有25个经济体采取了52项粮食出口限制措施，影响全球近五分之一的粮食交易，同时进一步推高了粮价。
民以食为天。联合国发布《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警告称，人类或将面临二战后最大的粮食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显示，截至今年6月，全球严重缺乏粮食保障甚至危及生命和生计人口的数量增加到3.45亿,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今年全球面临粮食危机的人口数量将新增万，总数将增至8.11亿，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最为贫穷的地区与最为弱势的群体所遭受的粮食危机冲击最大，而这些地区又恰恰是容易产生暴乱、武装冲突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大本营。
最后是决策危机。今年的国际政治舞台可谓多事之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暗杀身亡，英国首相约翰逊被“逼宫”辞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慑于执政联盟的内讧甩锅走人，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逃亡国外，总理维克勒马辛哈也主动请辞，接下来国际政坛所要发生的事件虽不可预测，几但件大事却具有确定性，其中美国中期选举将在11月举行，民主党的地位岌岌可危，与此同时智利将对新宪法进行投票，日本修宪也蠢蠢欲动，政权的交接与更替固然可以带来政策创新的红利预期，但也可能引起政局的动荡并由此产生政策的断挡，甚至还会引起一国以及区域性武装暴乱与军事冲突，最终危及双边与多边贸易以及区域经济的稳定。
以上危机或次序而动，或同时爆发,并相互交织与相互叠加，共同组合成了一次严重的全球性、系统性危机，带给世界经济的戕害与损伤可想可知。基于将危机破坏程度降至最小化的目的，各国当局的货币政策必须全力谋求实现经济增长与治理通货膨胀、控制通胀与改善工资收入的平衡，并充分拿捏好资本市场开放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关系，同时有效调动公共财政财政资源加强对贫困与弱势人群的扶持与帮助；不仅如此，各国政府更需在通胀治理、双边与多边贸易、地缘政治局势缓和等方面保持有效沟通，国际社会也要最大限度地释放人道主义机制功能，积极平复与化解威胁全球经济的不安性因素。
来源:同花顺7x24快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