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周期，在疫情初期的市场暴跌之后，全球主要国家为了保证就业，刺激经济，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国的货币发行量创下历史新高。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以及地缘政治危机不断恶化。我国以基建为拉动内需主要手段，钢材是基建的基石。我国是一个钢铁生产大国，钢铁产量占全球产量超过50%。但是，我国同时也是铁矿石进口大国，我国铁矿石对外进口依赖度超过80%，而且其中63.8%是从澳大利亚进口。62度进口铁矿石指数从年初的80美元/干吨一路上涨至年5月份最高美元/干吨，涨幅%。但是，钢材指数从年初的元/吨上涨至5月最高元/吨，涨幅50.6%。进口矿价格完全偏离了供需规律，受到了国际政治与市场博弈的影响。进口铁矿石成为我国内循环经济的失血点，境外通货膨胀的输入口，同样也影响了政治博弈的话语权。从市场多元层面看，后疫情时代进口矿市场如何博弈？
进口铁矿石市场衍变历程
在年以前，我国钢铁产量不高，国产铁矿石产量较大，对进口矿依赖较小（年我国粗钢年产量3.5亿吨，铁矿石年产量4.2亿吨）。年是我国粗钢产量快速扩张的起始年，也是进口矿贸易的起步之年。年至今，进口矿贸易经历从线下议价、配额贸易、长协谈判定价机制、指数化定价机制、取消配额、期现结合贸易等市场转变进程。主要可以分为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两个衍变方向：
（一）进口铁矿石定价模式衍变历程
年以前，进口铁矿石交易主要有长协矿交易和贸易矿交易两种模式。长协矿交易的定价机制最初的几十年一直是谈判机制，主要由参与谈判的特定组织进行谈判，参与者非常稳定，基本形成了以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这三大矿山为代表的卖方，和以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中国宝钢、法国阿塞络这四大钢厂为代表的买方进行谈判的模式。长协议价通常从前一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四月进行谈判，所定价格为全年的长期执行价格。从年开始，钢材和原燃料价格暴涨，贸易矿价格上涨至美金的高峰，低廉的长协铁矿石价格和贸易铁矿石价格严重脱节，价差甚至能高达美元以上。
9年，维持了近40年的年度长协定价谈判破裂。我国钢厂签订的长协铁矿定价模式从年度定价逐步转变为季度定价、月度定价这样周期更短的定价周期，每次定价都以贸易矿成交价为参考。年在矿山的提议下，选择标准普世铁矿石指数作为定价依据。长协资源只签订长协量和定价模式，不再签订价格。进口矿市场从此走向了指数定价时代。年开始，有矿山也开始选择伦敦金属导报铁矿石指数MB指数进行结算。
（二）进口矿期货工具发展历程
6年新加坡交易所推出铁矿石掉期，使用环球钢讯集团的TSI铁矿石指数进行结算，不涉及实物交割。但是，在年以前，用于掉期结算的TSI铁矿石指数与用于长协结算的标准普世铁矿石指数价差较大，使得掉期的交易风险敞口较高。年普世能源咨询公司收购了环球钢讯公司TSI，虽然TSI指数依然发布，但二者发布的铁矿石指数基本趋于一致。掉期交易风险敞口降低，随着铁矿石贸易量的快速上升，掉期参与者大幅上升。掉期价格对铁矿石贸易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年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可交割的铁矿石期货。随着年大商所开放引入境外投资者，铁矿石期货对于现货价格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随着定价模式不断衍变，期现结合模式快速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很多钢厂的市场布局战略和贸易策略没有跟上市场的变化，导致在进口矿市场博弈上陷入被动。
我国钢铁企业进口铁矿市场博弈弱势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国有铁矿资源竞争能力弱的问题
我国虽然是一个铁矿石生产大国，年一季度国产精粉.8万吨，与矿山巨头的产量相近，但是近年来我国高涨的钢材需求使得国内铁矿石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国有铁矿资源竞争能力弱可以分为国内铁矿资源竞争力不足和海外参股铁矿资源不足两方面。
国有铁矿资源竞争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铁矿石开采成本较高。我国是铁矿石大国，矿山平均完全成本元/吨左右，按汇率6.5折算成本约71美元/吨以上，而力拓、BHP、VALE为代表的三大矿山吨矿开采成本不到30美元。成本劣势使得中国矿业很难形成有效竞争。一旦海外矿山降价销售，对国产矿是毁灭性打击。铁矿石产量在年创下新高后随着进口矿价格的低迷快速下降，—年我国铁矿石原矿产量下降约5亿吨，但是这5年来我国粗钢产量上升了2.6亿吨。铁矿石需求上升而国产矿供给下滑，也导致当前供需矛盾在短期难以化解。我国目前国内矿和非洲矿权进展十分迅速，从历史上看，这波进展和年后的动作相近。—年在进口矿高位时期，我国国产矿原矿年产量从8.2亿吨上升至15.2亿吨，不少钢厂去海外开发矿山。随后国际铁矿石寡头发动价格战，把铁矿石价格重新打回60美元以下，我国的国内矿以及海外权益矿山都陷入亏损，铁矿石资源成为企业的严重包袱。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从目前情况看，铁矿石已经从市场资源要素上升到了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需要从国家层面来进行战略规划，防止矿山寡头重启价格战。
优质权益资源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海外资源战略经验相对薄弱。日本长期对外进行开发投资和股权投资。日本海外权益资源占比超过进口量的50%，所以日本钢企从进口数量上看是铁矿石进口大国，但是从股权权益上看，却是铁矿石净出口国。铁矿石价格越高对日本钢铁企业越有利，所以在国际市场上的铁矿石买方大国中，中国是铁矿石价格上涨周期中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受害者。
（二）产业成本转嫁能力弱的问题
后疫情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各国大量超发货币导致大宗商品大幅上涨。所有企业原燃料成本大幅上升。中国虽然率先抗疫成功带来了大量的出口订单，但是，由于产业端向海外成本转嫁能力弱，从而容易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和失业隐患的问题。
制造业方面，虽然一季度出口数据依然亮眼，例如：一季度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43%，但是出口价格上涨幅度却小于10%。在原燃料涨幅超过%的时期，因为上下游议价能力较低，终端产业的非头部企业、造船业以及中间加工企业很多陷入多做多亏的境地。在这个环节集中了大量的钢材粗加工劳动力，这些环节本身就属于市场抗风险能力极低的环节。一季度很多钢铁企业下游产业陷入亏损。所以，大宗商品上涨的通胀影响大部分在我国内部产业消化，没有在成品终端输出。不仅容易造成输入性通货膨胀，也没有有效把握抗疫成功率先复产的窗口期。一旦中间环节出现破产，对整体产业链将造成短期难以恢复的巨大冲击。
建筑业方面，建筑业完全是内需行业，地产开工虽然看似积极，但是在螺纹上涨至元/吨以后，三四线地产商利润空间极低，甚至出现亏损。在调控房价的政策背景下，地产业向下游转嫁成本难度极高，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基建需求虽然较高，但是高钢价增加的基建成本也不利于财政投入的有效性。由于建筑业完全是内需行业，无论成本是否转嫁，都会对我国经济造成通货膨胀压力。
（三）我国相关行业市场化定价机制参与度不足的问题
目前的铁矿石和钢材价格进入指数化和金融化时代后，市场定价机制更多的是基于市场化定价规则范围内的博弈。具体主要体现在定价指数参与度不足的问题和金融市场参与度不足的问题。
定价指数问题：目前铁价上市场上的主流指数有platts、TSI、MB，这几家都是从市场上收集成交、询价进行加权折算的方式。目前贸易商和矿山都会主动报价格给指数编制公司。而中国钢铁企业的经营部门基本上没有和指数公司交流，一方面是钢铁企业采购部门没有相关的工作职能设置。另一方面是占长协采购主要权重的国有钢企，如果交流合同成交信息反而会有被追责泄密的风险。而贸易商和矿山都是卖方，主观上都是以拉台指数为主的操作。在一些关键时点，很明显出现高于市场价格的招标成交。目前钢铁企业往往申诉指数编制机构的编制方法有问题，但是事实上无论选择哪个指数，都会存在小样本决定大市场，而小样本又以卖方意志为主的情况。
金融市场参与度不足的问题：我国钢铁企业及下游行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期货市场的参与度不足，风控能力较低的问题。例如：我国船厂在年接了3年的生产订单却没有锁定钢材价格，年钢材价格大涨后，造船业陷入严重亏损的境地。我国的螺纹期货，大商所铁矿石期货的交易量极大，市场价格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但是，我国钢铁相关实体产业资本参与度很低，市场往往被贸易商、国内投机资本、海外资本影响。其实，市场证明国有钢企并非不能适应金融市场，有个别试点期货的大型国有钢企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效，尤其是有国内铁矿石资源的企业，在交割环节有天然的优势。缺乏相对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往往是制约国企涉足期货的主要障碍。金融市场参与度不足，不仅使得我国矿山、钢厂、船厂为代表的制造业风险极大，也使得钢铁行业在铁矿石国际市场博弈上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四）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较低的问题
在进口矿市场博弈过程中，下游矿山主要形成了以三大矿山为主的寡头团体。其他国家的钢铁企业基本上也形成了寡头模式。而我国钢铁企业虽然开始兼并重组的步伐，产业集中度依然较低。在与矿山的博弈过程中难以形成合力。比如说：钢铁企业一般都有安全库存，沿海企业的安全库存通常要维持10天，内陆钢厂的安全库存通常要有20天以上。各大钢厂维持安全库存的最低限度保供采购往往进一步增加了供需压力。港口虽然有一亿多吨库存，但是很多都是安全库存，难以通过调节库存进行市场博弈。如果钢厂集中度提升，库存可以共享，生产和采购可以协同，则可以大幅降低常备库存的数量。通过调节流通库存以及协同采购使得市场博弈能力大幅提升。
进口矿市场博弈中政策调控问题分析
进出口政策是调控和保护国内市场的重要手段，我国通过限制进口焦煤保护了国内焦煤市场。但是在进口矿市场博弈过程中，由于自有资源和下游产业禀赋缺陷问题导致政策调控难以找到简单有效的方向。国内强大的钢铁制造产能和钢材需求使得铁矿石需求缺口问题是绕不开的障碍，疫情后国家尝试过钢厂限产政策，想通过降低铁矿需求来博弈进口矿价格。但是限产的结果却是钢价越限越高，下游行业越来越艰难，矿价反而创下历史新高。相关政策调控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①政策节奏难以跟上市场节奏。一方面原因是市场到政策制定层面的传递反馈周期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政策制定往往跟不上快速变化的市场，导致达不到政策导向的效果。另一方面，政策“放风”往往是在市场情绪到了过热阶段，往往会被市场进行反方向解读，相关部门对政策并没有细致表述。所以反而对市场会造成火上浇油的效果。
②进出口税收调控时间较长，难以实现政策目标效果的问题。本轮调控中，政策目的是不让低价钢材出口，从而保护下游制造业，稳定就业。但是，进出口税率仅仅是降低为0，相对于吨钢几千元的国内外市场价差，这次税率调整完全覆盖不了进出口价差的利润空间，导致出口量持续增加，税收政策没有起到政策导向的目的。
③进出口配额政策反而不利于市场公平化的营商环境的问题。以往进口铁矿石实行过配额制，近年来一些其他品种也实行了配额制。配额分配不均衡导致企业之间的利润差别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于配额创效，巨大的寻租空间不利于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④通过限产政策调控铁矿石需求的执行难度较大，政策有效性较低的问题。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是以内循环为主的内外双循环格局。在新基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传统基建依然是内需经济的核心。在如此巨大的基建钢材需求前提下限制粗钢供给往往会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不仅打击不了铁矿石价格，反而造成了钢材价格失控。
⑤金属料供给调控政策效果不佳的问题。虽然国家出台了鼓励废钢进口的相关规定，包括加大对国内矿山的扶植力度，但是在当前国外钢价远高于国内钢价的时期，进口废钢的作用极低。对国内矿并没有制定有效的扶植政策，“资源贵”“办证难”“投资大”“税费重”等问题依然是困扰国内矿产量难以得到有效发挥的主要问题。
总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后疫情时代的进口铁矿石市场博弈，不能像如今这样单一渠道应对。进口矿品种的市场博弈，是需要从上下游多环节共同改进、政策与市场多层面协同发力、贸易与金融多维度深入参与，共同作用才能在进口矿市场博弈中占据先手。笔者建议：
①建立国家层面的铁矿石战略储备资源，以应对国际铁矿石巨头未来的价格战。在低于一定价格时期，由国家对国产矿资源进行一定规模的战略收储，在未来进口矿大涨时期，也可以起到平抑矿价的作用。
②重视钢铁行业集中进口矿采购、销售、库存管理。通过政府力量加强中国钢铁行业的市场协同性，提高产业话语权。
③由政府部门牵头建立相关的行业成交情况汇总部门，由国内钢铁等相关企业报送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再报送给指数公司。从而可以加强钢铁上下游企业对市场定价机制的参与度。
④加大相关行业和监管部门期货方面的培训力度，建立国有企业期现结合科学评价机制。对成熟参与期货市场的企业通过设置厂库、增设交割标的等模式进行激励。加强钢铁上下游国有企业参与金融期货市场的热情。
⑤根据国际市场情况和政策目的对进出口税率进行相应幅度的调整。确保税收政策能起到国家政策调控效果。
（作者：纪钟晨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经济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进口矿指数特聘专家；李文彦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