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3月18日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08万亿元,同比增长8.8%,增速创下近两年来新高。而在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31万亿元,同比增长8.4%,也是M2首次突破万亿元。
围绕M2的讨论开始升温。其中有人发文称,中国0年的M2是13.5万亿,20年后的今天,已经突破万亿,货币总量增长了15倍,也就是说当年的1万块相当于现在的15万,而现在的15万只值20年前的1万块。
还有人说,对比过去四十年,中国M2年均增速高达15%,绝大部分的工业品、大宗商品、债券、银行理财的收益率都大幅跑输,只有少数一二线地价房价、医疗教育等服务类产品、股票市场上核心资产的收益率跑赢这台印钞机。
针对这些说法,专家表示,仅仅因为现在的货币总量相当于0年的15倍,就直接将货币增速等同于贬值速度,而完全忽略了同一时期社会财富的增长,是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必须予以明确和纠正。
近些年来,类似的说法,包括由此认定“货币超发”的说法并不少见,也很容易在广大公众层面引起共鸣。事实上,货币总量的扩张受多重因素影响,是非常复杂的,不应该撇开各种影响因素,简单地用货币总量规模的扩张来证明“货币超发”,更不能将货币增速等同于物价增速。而提出“绝大部分的工业品、大宗商品、债券、银行理财的收益率都大幅跑输货币增速”,更是弄错了对比对象,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我们知道,年我国货币币制改革之后,国家长时间推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在这样的体制下,大量物资直接实施无偿的计划调配,货币与金融的功能与需求被严重削弱,大量的金融活动和金融交易被关停,所有金融活动全部集中交由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办理(基于国际金融往来需要,对外保留了“中国银行”),人民银行实际上只是国家的“印钞机”和“出纳员”,货币金融的基础极其薄弱。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货币总量长时间都低于经济总量(GDP)。
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商品和劳务等社会资源更多地需要等价交换,资源货币化快速发展,对货币的需求自然会快速提高。特别是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改革,推动其产业化发展,以及加入WTO更加融入全球化之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快速扩张,必然要求货币供应大幅增长。
另外,我国金融长期以银行作为主体,全社会融资结构长期以银行贷款或债券投资等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所占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一般水平。这种融资结构也对货币投放及货币总量产生深刻影响,因为直接融资不会派生货币,不会增加货币总量,只有间接融资才会派生货币、增加货币总量。
还有,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目标,都是追求一定正的通货膨胀目标(发达国家一般为1-2%,发展中国家一般为3%,特殊时期还会更高),通过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率(同时意味着货币一定程度的贬值压力),推动社会扩大投资和消费,减少货币储备,促进经济发展。这也是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由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施,也会推动货币总量不断扩张。
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广义货币总量增速必然是高的,突破整数位所花费的时间也会不断缩短:年货币总量亿元,到年突破1千亿,年突破1万亿,年突破10万亿,年突破万亿,0年初突破万亿。
实际上,我国货币总量增速近年来已大幅下降,已经从年的13.3%,下降到年的11.3%,进一步下降到、年的8.2%、8.1%。年尽管略微提高,达到8.7%,仍处于历史的低位。0年1月末,尽管货币总量突破万亿元,但同比增速也仅为8.4%,比上年末还低0.3个百分点。
专家认为,考虑到当前国际国内风险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冲击,更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作用,而此时业界出现“货币超发”等声音,实在是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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