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文化纵横，作者曹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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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但与年大多数经济体负增长不同，年世界经济重上增长轨道，并依稀看到疫情尽头的亮光。然而，那亮光是否预示全球经济还可以重复疫情前的故事？
全球经济重上增长轨道的新特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年在全球个经济体中，已有近百个经济体GDP总量达到疫情前水平，其中G20中约半数经济体GDP有望超过疫情前水平。
在疫情肆虐的两年中，全球经济艰难曲折地重上经济增长轨道，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
首先，尽管疫情影响了世界经济年度表现，但并未打散经济全球化的结构，反而使其展现出惊人的韧性。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了发达经济体作为消费市场，发展中经济体作为生产供给方的格局。这一结构性特征使两者在全球范围上互补，共同成就了经济全球化。在疫情冲击下，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为对冲或防止经济衰退，采取了超常规的极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其刺激下，消费需求一反常态的旺盛，进口不断扩大，消费引领经济增长更为明显。与此同时，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尤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意义，在全球疫情威胁下更加凸显，为全球提供产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更加突出。以中美两国为例，年，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到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的贸易顺差也扩大到亿美元。不仅两者均创历史纪录，而且两者还互为贸易顺逆差的最大持有国。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高达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的46%，占中国贸易顺差的58.6%。
以中美贸易为代表，发达经济体国际贸易的持续逆差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持续顺差，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表现。在美国看来，这是中美贸易冲突的理由之一，必须再平衡。但疫情冲击反而强化了中美贸易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其更加不平衡，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供需互补的结构性特征也更加凸显。这表明经济全球化具有历史必然性，其韧性相应地抵消着人为脱钩的企图。
其次，疫情虽然是外在于经济的公共卫生危机，却对经济活动产生内生性影响。人是经济生活的主体，既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劳动力，增进人类福祉也是经济活动的目的。疫情伤害的是人，使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也使经济活动丧失了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抗疫政策就是最好的经济政策，它稳定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并使经济活动具有了意义。
然而，悖论也由此产生。经济活动是互联互通的；但抗疫，尤其在疫苗尚未大规模使用前，其措施以隔离为主。一旦互联互通的经济活动被人为措施隔断，经济下行乃至衰退必然发生。相应地，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张甚至极度扩张，以舒缓经济衰退对社会的伤害。疫情期间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采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全球经济迅速脱离负增长的重要原因。
由于疫情在各国的蔓延程度不同，全球疫苗配置不均所产生的疫苗鸿沟深浅不同，致使各国采取的隔离性抗疫措施强度不一，因此出现了即使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也难以对冲的经济表现差异。根据牛津大学的统计，截至年底，尽管全球近54%的人口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近62%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但在低收入国家只有不到11%的人接种了一剂以上，在中低收入国家该指标为55%，而在中高收入及高收入国家该指标都接近80%。疫情及疫苗鸿沟造成各国经济生活，尤其是生产活动不同的“开放差”，导致世界经济复苏并不均衡。不同于过去新兴经济体领先并增长较快的局面，此次是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领先复苏。根据IMF的预测，未来两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速与发达国家增速之差，将从~年的平均2.3个百分点下降到年的1.2个百分点和年的0.6个百分点。这种与以往反向变化的“增速差”使人不安。
最后，尽管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不再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但发达经济体似乎也难堪重任。自年三季度以来，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的增长势头也出现放缓，虽然失业率仍在改善，但劳动参与率恢复缓慢，目前仍明显低于疫情前水平。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领先势头减弱，将使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会低于潜在增长率，回归疫情前低增长的常态。
更加令人气馁的是，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物价都在大幅上扬。年发达经济体CPI上涨的幅度，已经许多月超过央行曾经制定的2%的目标。年12月美国CPI同比增长7%，年1月则同比增长到7.5%，是年以来最高水平。年12月，欧元区和英国CPI同比分别增长5%和5.4%，是年以来最高水平。中国的CPI虽然增速较低，年12月同比增长仅有2.3%；但PPI快速增长，年10月已达到13.5%，尽管随后同比有所回落，但环比仍呈正增长之势。
物价的快速上扬，改变了长期以来全球经济低通胀局面，使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新常态出现了新变化，“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杠杆”的格局出现了新组合，在经济增长仍趋于下行的同时，物价却在上行。人们担心上世纪70年代“滞胀”再次重现，高通胀、高失业率和经济低迷40年后又同时并存。
应对“类滞胀”挑战
与40年前世界经济曾经历的滞胀相比，当前世界经济状况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目前的态势看，充其量还处在一种“类滞胀”状态。
相同之处是两次物价上涨的成因基本一致，既有需求拉动，也有成本推进。一方面，为舒缓疫情冲击，各经济体尤其发达经济体采取超常规宽松财政货币政策，甚至直接向自然人提供财务补贴，致使需求持续旺盛，形成典型意义上的需求拉动式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疫情极大扰乱了全球生产和流通秩序，原料、航运、仓储价格大幅上涨，在原材料供应和产成品销售两端共同推动成本上升，形成非典型的外部冲击式通货膨胀。市场担心两者会形成相互推动的螺旋，致使物价更快速上涨。
不同之处在于发生的历史背景。上世纪70年代仍处于冷战格局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平行的体制造成世界经济的分裂。冷战结束后，全球经济体几乎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国际可贸易程度大大提高，推动传统的以货物为主的国际贸易走向要素贸易，WTO取代了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出现了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缔造了生产力跨国配置的产业链。全球形成了三个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三个板块：亚非拉发展中经济体、东亚新兴经济体和欧美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作为需求市场，发展中经济作为生产供给的格局，使包括“滞胀”在内的经济现象的发生和传递机理有了重大改变。
表现在供给侧，这三个板块由产业链串联在一起，发展中经济体生产能源和原材料，新兴经济体生产工业制成品，发达经济体提供技术和金融服务。在疫情冲击下，生产能源和原材料的发展中经济体因正常生产秩序被扰乱，出现了供给瓶颈，引起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这一上涨沿着产业链传递到新兴经济体，造成工业制成品成本上涨，这也是中国PPI上升的基本原因。
表现在需求侧，发达经济体是全球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其市场规模及消费倾向决定着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表现。为舒缓疫情对经济社会的伤害，发达国家普遍出现对弱势企业和群体的直接财务补助，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也维持了与此相关的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就业稳定，在客观上支持了包括自身在内的全球经济增长，也造成了需求拉动式价格上涨，并开始向世界传递。
目前的态势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格局中，各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上所处的位置不同，受疫情冲击的程度不同，面对“类滞胀”的风险大小也不同，因此出现了政策选择的多样性。
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疫苗供应不足使其生产、生活秩序难以正常化，造成供给端的瓶颈，不仅妨碍了大宗商品生产，也引起了消费品价格上涨。这些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尽管经济增长也在放缓，但是稳定物价更为重要。于是，以央行加息为代表的反通胀操作不得不开始。
在那些物价上涨尚不严重，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经济体，例如中国，稳定经济增长则成为政策选择的方向。从第三季度开始，受外部疫情反复，消费持续疲软和房地产加速下滑影响，中国GDP季度同比增速由二季度的7.9%下滑到三季度的4.9%，四季度会进一步下降到4%，致使年经济增长仅达到8.1%，尽管完成了全年预定目标，却弱于年初预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PPI仍在高位并使CPI有高企的可能，但保增长的任务更重要。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以降准、降息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宽松化已在进行中。
在那些类滞胀走势尚不十分清晰的发达经济体，主要是美国，宽松财政货币政策何时退出及怎样退出仍有争议。市场担心决策犹豫不决会错过最佳窗口期，而对持续的通胀压力估计不足，将来可能形成通胀—工资螺旋上涨的局面，从而不得不“马后炮”，被迫大幅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经济大幅波动。
目前，美联储尚未采用以加息为代表的大幅紧缩性货币政策，但为防止成本推进与需求拉动相互循环，避免形成通胀—工资螺旋上涨的局面，美联储已开始实施相机抉择的TAPER安排，于年11月开始下调购债规模。这一做法试图将流动性和利率进行分离管理的货币政策策略，强调购债缩减与加息完全不同，其目的有二：
一、提醒市场货币政策不再加速扩张，开始缓慢退出；
二、流动性充裕是金融市场稳定的关键，在几乎零利率的情况下，只要央行不加息，利率就不会大幅上升，金融市场尽管会有波动，但出现连续大幅调整的概率较小。
美联储年下半年以来的操作似乎印证了这种策略安排的平稳性。自年8月11日起，美联储纽约分行的隔夜逆回购就稳定在1万亿美元以上，但逆回购利率仅从6月17日之前的0%上升到此后的0.5%，并维持至今。其间甚至经历过如9月30日达到1.6万亿美元的逆回购，利率并未变化。这使美联储有信心用TAPER的办法，既稳定通胀预期，又避免市场大起大落。
美联储之所以采用这种小心翼翼慢转弯做法，除担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外，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货币政策机制发生了变化。从宏观经济政策安排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应对疫情冲击的货币政策是现代货币理论（MMT）由理念变为现实的过程，这被称为第三种货币政策。它既区别于年金融危机前经济正常情况下，央行调控利率的第一种货币政策；也区别于年金融危机后零利率情况下，央行调控自身资产负债表伸缩的第二种货币政策。这种所谓的第三种货币政策可概括为“发货币，买国债”的政策，即靠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而国债的销售靠央行的购买，其结果是财政赤字与央行资产负债表同步持续扩大。从年3月15日到年底，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规模从4.16万亿美元扩张到8.77万亿美元，短短20个月扩大了1.2倍，预计在年3月将达到9万亿美元。
这种财政开支绑定货币供应的政策，形成了一种国库直通印钞机的机制，造成财政与货币政策只能同进同退的局面。印钞机开，财政开支进；印钞机停，财政开支退。事实上，在美联储宣布TAPER操作的同时，美财政部也在缩减发债。市场预计年美联储美债净购买将减少亿美元，美债供给量将减少1.13亿美元，其中财政国债净供给将下降亿美元。可见，第三种货币政策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宏观经济政策。
“屋漏偏逢连夜雨”。自年四季度以来，美国物价上涨态势似乎一步步地验证市场的预期。到今年1月，CPI达到7.5%，连续九个月达到5%以上。这迫使美联储加快债券减购步伐，在去年11月每月亿美元的基础上翻倍减购，预计在今年二季度完成亿美元的减购计划。这意味着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紧缩的工具箱里就只剩加息选项了，美联储已经被逼到了墙角。市场预测从年第二季度开始到年底将出现为期两年的加息周期。
美联储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大幅转向，给全球金融带来了重大风险。反映在固定收益市场上，主要金融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将会上行，而价格调整风险和期限溢价风险将使债券融资成本上升，并有可能使违约率上升。反映在股票市场上，市场高位回调的风险加大，已出现了反复振荡。考虑到因成本推进造成的企业盈利能力减弱，市场调整幅度可能会继续加大。
使人警惕的是，美元是国际货币，美联储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使美元的流动性趋紧，并带动其他国家央行调整货币政策，进而使全球货币市场利率上升。目前来看，利率平价反映在汇率上，将使美元指数总体保持强势，欧元和日元相对偏弱，新兴市场货币表现将出现分化，不排除一些经济体会出现货币危机，目前土耳其里拉大幅贬值就是一例。在亚太地区，曾经济表现亮丽的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也成为货币危机风险较高的国家，其国际收支状态值得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