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总结：人民币汇率走势反映了什么？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大体上反映了中美经济周期差异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影响，短期因素对汇率扰动更加显著，双向波动特征明显。对人民币美元利率平价的偏离继续收窄，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内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的整合度提升。加之我国国际收支更加平衡，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步伐大幅放缓，中长期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水平（或者更广义的名义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提升成本竞争力，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名义成本（工资）的弹性，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综合了名义成本和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重要的成本竞争力测度指标，可考虑引入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汇率走势总体反映中美经济周期差异和贸易摩擦升级的影响年，人民币汇率（美元兑人民币，下同）全年走势呈倒S形，总体小幅贬值，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年初到4月上旬，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该阶段，各方面对全球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都比较乐观，美国虽然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但实质影响尚未显现，汇率延续年年中以来的升值趋势。与年末相比，人民币对美元累积升幅达到3.9%。
第二阶段是年4月中旬到10月底，人民币对美元小幅贬值。4月中旬到6月上旬，美元兑人民币大致在6.2~6.4之间震荡。6月中旬，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跌破6.4，之后贬值速度有所加快。从6月中旬到8月中旬，人民币汇率累积贬值幅度超过8%。9月，跌幅逐步放缓，汇率走势在双向波动中走弱，10月底一度接近7。第三阶段是年11月初到年1月底。与年10月31日相比，三个月内美元兑人民币累积升值3.8%。总体来看，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波动特征明显。若从年度平均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年度均值已经连续8年保持在6~7之间。
人民币汇率走势总体反映了中美经济周期差异。从年一季度开始，中美经济周期的不同步性凸显。年一季度，我国名义GDP同比增速升至11.1%，之后逐步回落。年，中国经济延续周期下行态势。尤其是去杠杆措施的滞后效应显现，名义GDP增速降幅更加明显。截至年四季度，名义GDP增速降至9.1%。与此同时，由于消费意愿强劲和特朗普*府减税刺激，美国名义GDP增速有所加快，从年一季度的4.1%升至年9月份的5.5%。
从宏观*策的变化看，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债务快速累积步伐放缓，去杠杆*策力度有所调整，*策协调性有所增强。尤其是7月31日中央*治局会议提出“六稳”之后，市场对*策松动预期有所升温。同期，美国经济继续走强，劳动力市场偏紧，美联储持续加息预期不减，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有所上升。年末，由于美国股市波动幅度加大，全球经济复苏信心减弱，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也有所减轻。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汇率走势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年，人民币对美元累积贬值5.4%。同期，主要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多对美元贬值，而且贬值幅度大多超过人民币。但与上一轮新兴经济体货币对美元贬值情况有所不同，墨西哥和部分东南亚国家货币的贬值幅度明显低于人民币。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内*治形势相对稳定，没有明显的财*和国际收支失衡，也更容易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
其中，越南盾对美元仅贬值1.8%，墨西哥比索全年走势持平，而泰铢对美元略有升值。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后，部分订单和产业很可能从中国转移至上述经济体，替代作用相对明显。另一些新兴经济体，比如巴西、俄罗斯、南非等，或*局不稳、或宏观失衡、或产业升级困难，货币贬值幅度明显超过人民币。其中，南非兰特、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土耳其里拉对美元贬值幅度分别为16.2%、17.2%、20.7%、30.8%。
国内外资本市场整合度提高，汇率更加接近均衡水平对抵补利率平价的偏离是衡量境内外资本市场整合程度的重要指标。抵补利率平价是国际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基石。满足利率平价，意味着境内资产的收益，与考虑外汇变化以后的境外资产收益相当，理论并不存在显著的套利机会。但现实当中，由于存在资本管制、交易成本、税收*策差异等因素，抵补利率平价并不总是成立（Abiler，）。使用抵补利率平价的偏离程度，可以测度资本流动摩擦和汇率不均衡。
有学者（Ito，）基于利率平价理论，研究了日本年实施新版外汇交易和外贸限制法案的影响。该法案大幅取消了国外投资者投资日本境内短期资产的限制。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由于短期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日美之间存在明显的抵补利率平价偏离；但年以后，由于短期资本跨境流动性增强，日本国内短期资本市场和全球资本市场的整合度明显提高，平价偏离明显收窄。无独有偶，这一时期，日本*府尽力推动日元国际化，金融开放步伐有所加快。中美之间抵补利率平价的偏离近年来大幅收窄。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分别选取中美1年期国债利率作为中国和美国利率的代理变量，即期汇率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远期汇率为1年期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年到年8月，偏离幅度始终大于0，且一度高达4~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与美国之间的平价偏离程度。但年8月以后，偏离值由正转负。尽管短期震荡幅度较大，但之后偏离度逐步收敛，年平均偏离值为0.7个百分点。
以上结果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在年8月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年8月11日汇改之前，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较为显著，但年“8.11汇改”之后，利率平价偏离持续为负值，某种程度上显示人民币有贬值倾向，而且由于货币当局对资金跨境流出的限制以及对汇率中间价管理使得市场没有办法完全实现均衡。二是偏离幅度收窄说明，跨境资本流动的摩擦事实上有所减小，国内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的整合度有所提高，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汇率水平也更加接近均衡。
汇率中长期走势最终取决于竞争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加之国内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联通性和整合度提高，汇率偏离均衡程度显著缩小，双向波动特征更加明显。在经济高速追赶进程基本结束的背景下，中长期走势更加取决于竞争力变化。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看，汇率变化本身可以对冲可贸易部门竞争力变化。若可贸易部门的竞争力下降，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汇率很难长期走强或者保持稳定；若可贸易部门的竞争力增强，汇率也将更为坚挺。
一个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变化，既取决于生产效率，也取决于成本变化。单位劳动力成本（UnitLaborCost，以下简称为ULC）是名义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是测度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在国际比较研究中使用广泛。ULC上升，表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意味着整个经济的成本竞争力下降，反之则意味着竞争力上升。初步测算，年至今，我国ULC走势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年之前保持较快增长，年均增幅约为4.8%；年以后，ULC上升速度更快，—年短短三年期间，累积上升幅度约为60%，年均增幅约为之前的三倍多，成本竞争力下降明显；年以后单位劳动成本掉头向下，—年，年均降幅在3.4%左右，应该说成本竞争力快速削弱的态势有所缓解。
与此同时，OECD成员的整体ULC年均增速仅为1.4%，其中美国年均增速仅为1%。将ULC分解来看，美国的工资增速虽然高于其他OECD国家，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更快。综合来看，年之前，我国成本竞争力相对于主要贸易伙伴快速削弱，年以后略有修正。这可能与可贸易部门的工资变化更有弹性、生产厂商加大自动化信息化投资力度、制造业产能集中度不断提升有关。从成本竞争力与汇率的关系看，在快速追赶时期，由于生产率提升速度较快，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国际收支平衡是通过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本币升值实现的，但随着高速增长阶段基本结束，实际汇率单边升值步伐也将大幅放缓，本币汇率和成本竞争力反向变化的特征更加突出。
例如，年以后，日本的高速增长基本结束，实际汇率升值步伐放慢。年以后，实际汇率中长期走势更无明确趋势。同期，日本ULC与美国ULC的比值持续下降（日本成本竞争力增加），与日元对美元持续升值（削弱日本竞争力优势）并存。期间，由于名义成本粘性、劳动生产率变化相对缓慢等因素，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ULC比值。类似情况，也可以从韩国、土耳其、波兰等其他后发经济体的例子中观察到。台湾地区相对特殊，由于对资本流动和汇率浮动限制相对严格，美元兑新台币汇率更为稳定，实际竞争力变化主要通过台湾地区的ULC变化来调整，但从近年趋势看，两者走势逐步趋向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