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炳才，国际金融论坛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研究员
一、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需要5-10年的恢复期
自年底和年初新冠病*在全球蔓延以来，人们本以为病*在年上半年可以基本收敛，下半年迎来全球经济复苏。但7-8月以来，全球每天确诊病例以20万～30万人的规模增加，超过了3-6月的日增加量。截至年10月底，全球确诊病例人数超万人。虽然治愈率达到75%，死亡率下降至2.8%，但目前疫情尚未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依然以每天25万～30万人的规模增加，并有可能成为跨年度的疫情。
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大幅度下跌。世界银行预计年全球经济增长为-5.2%，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从-3.0%下调为-4.9%，其中，预计美国为-8.0%，欧元区为-10.2%，印度为-4.5%。本次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尽管疫情危机最严重的美国采取了无限供给的量化宽松货币*策以及大规模的财*救助*策，主要发达国家继续保持量化宽松*策，发展中国家则继续保持适度宽松货币*策，但疫情带来的停工停产、贸易中断与金融危机、生产过剩、战争带来的萧条不同，后者通过刺激*策、公共投资增加可以增加生产和供给，而前者运用这些*策无法增加生产和供给，过多的财*和货币*策工具运用，反而带来资产价格膨胀、物价上涨，导致收入分配更加不均衡。人们看到，全球金融市场确实出现了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美国股指和欧洲以及亚洲国家的股指都创了历史新高或者近几年新高，而发展中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预计全球经济将在—年才能有效恢复到年的水平，恢复时间越长，恢复越慢，发生全球性多国金融、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越大。
此次疫情，将对很多国家经济造成长期冲击，主要发达国家和拉美乃至非洲的经济可能需要5-10年才能恢复。—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使得很多国家经济直到—年都尚未恢复到年的水平，或者未恢复到—年的水平。拉美国家反映，拉美可能面临再次失去的10年。
（二）疫情后恢复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将大大缩减
1.国际市场空间增长有限，我国出口将处于阶段性顶峰平台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出口出现了高速增长，从年的亿美元增加到年的亿美元，年增加多亿美元出口达到亿美元，年达到亿美元。从过去的9年增长看，年比年增长3.82倍，而年比年只增长了58.4%，说明中国出口增长潜力在下降。以年出口与此前最高的年出口亿美元比较，增长只有6.69%，每年平均增长只有1.3%强。这表明，我国出口已经处于相对顶峰阶段。由于美国对我依然保持关税压力，尤其是美国、欧洲、日本等注重发展实体经济，趋向自我完善国内产业链，振兴国内制造业，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我国贸易顺差将减少，进口能力将受到约束，出口也会随之有较大波动。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带来很多国家停工停产，而我国率先消除疫情，故世界对我国出口需求可能相对稳定，预计年我国出口将保持2%的增长。但随着疫苗的上市和防疫物资的自我生产增加，预计年后我国当年出口将下降，同时跨国公司对产业链分散布局逐步到位，类似手机、汽车等产业链条比较长的产业，将影响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减少我国出口规模。我国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由于劳动力、土地成本上升，同时产能过剩，利润较低，企业会加快海外投资，增加海外产能，并在海外寻求产业链合作，给我国未来出口和产业链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2.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战略调整，趋向内生性增长
年金融危机，使美国、欧洲意识到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到年已有所见效，预计年将明显突出，年基本完成转型。
年奥巴马*府为应对危机，出台了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同时制定了5年出口翻番计划，提出了“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并谈判建立了跨太平洋贸易和投资协定，甚至要建立跨大西洋的贸易和投资协定，同时允许开采近海石油。这些措施带来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美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美国货物贸易出口增加。年美国出口.4亿美元，年危机影响下降到.4亿美元，年达到.1亿美元，年美国出口亿美元，年美国进口也只是下降亿美元。由此可见，美国振兴制造业的战略取得了积极效果，至少从货物出口的增加上可以看出来。美国货物出口增加规模比我国略低一些，但比较美国人口或就业人数，就应该知道，美国的货物贸易竞争力是很强大的，美国的制造业不是不行。
年金融危机后，欧盟一直在调整实体经济战略，注重发展出口，对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收购、兼并保持警惕，德国甚至出台了有关限制中国企业收购的*策。年4月底，德国通过了第三次修订的《对外贸易和支付法》，将强制备案义务的投资范围从“关键基础设施”扩大到“关键技术”。即除了能源、信息技术和电信、运输和交通以及金融和保险业等部门外，还涵盖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生物技术和量子技术等领域。此外，原本的审查标准是“是否会对公共秩序或安全构成威胁”的交易，但年修改为“是否可能会对公共秩序或安全造成损害”，这意味着审查当局将来不必再列举并证明一项具体而严重的风险，就可介入交易审查。除了保护药品和医疗防护装备的生产商，新规则还将保护活跃在能源领域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德国公司。所有非欧盟投资者一旦试图收购德国关键基础设施或关键技术领域的公司10%以上的股份，交易将被暂停并强制申报给德国联邦经济和技术部门，直至获得许可后才能继续进行①。
欧洲发达国家乃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年新冠肺炎疫情以后，都加大了产业链自给自足的扩大力度，尤其是在医药、防疫物资等方面，未来大国更多依靠自身的需求推动增长，而不是分工，中国也面临着这个调整趋势。不仅如此，年11月日本通过《外汇法修正案》，将外资获得保障行业的份额达到10%需要审批，调整为1%，这涉及到武器装备、飞机、太空开发、核能、石油、电力、燃气、通信、广播、供热、铁路、运输、网络安全等产业和企业①。不仅如此，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将使得中国出口产品面临高额的反补贴、反倾销税率，从而使得出口产业链遭受长期的压力。
发达国家的上述措施表明，其经济增长更加趋向内生增长，对我出口不利。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和金融形成长期的压力和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在保持加征关税的同时，加大了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和技术封锁，影响我国高新技术的产业链及其转型升级。美国企业虽然反对*府这样做，但出于*治和安全考虑，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服从*府的要求。美国已有多家科技公司，开始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寻找新的生产基地，比如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或拉丁美洲。由此可见，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扩张有限，甚至要大大缩小。
二、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
（一）经济增长将持续下行
年我国经济增长6.1%，比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预计全年经济增长2.5%左右，年经济将恢复到7.5%左右。由于我国经济基数较大，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是大趋势，需要有心理预期准备。
我国经济已经基本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的尾声阶段，总体上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推动经济增长的出口、消费和投资增长也趋向下降（参见表2），从中长期来看（5-10年），未来我国经济难以出现高于6%的增长周期。根据—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绝对值变化和速度变化，考虑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假定技术条件等不变，预计—年经济增长年均下降0.3%计算，合计下降1.5%左右，年度的经济增长大体为4.6%左右。年以后，如果世界主要人口大国或者非洲的发展没有起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更低，会进入类似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增长状态。
（二）产能绝对过剩，经济难以再现波动性高增长
年以来，我国产能过剩逐渐突出。资本主义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出现周期性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金银的短缺而导致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欧洲和英国等缺乏金银，在金银作为货币的时代，一旦金银供给不足，或者生产的产品供给远远大于金银流通和周转带来的市场规模，产品和产能就会过剩。二是相对产能过剩，即相对于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不足而出现的产能过剩。纸币出现以后，解决了银根紧缩的问题。但依然不能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国际贸易依然需要*金。美元与*金挂钩取消以后，纸币美元成为储备货币，产能过剩通过债务和投资得到缓解，但依然不能带来持续高增长，因为非美元国家持有美元是有代价的，必须出口或者借债，或者需要外商直接投资。而恰恰是直接投资的发展，推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由此带动全球贸易。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中国的发展，为全球贸易开辟了新的境界，使得发达国家的相对过剩有了新的出路。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推动了世界的繁荣，而这种繁荣，使得成熟的发达经济体的产能过剩成为相对过剩。相对于中国市场、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可以缓解，或者进行产能转移，因为中国以及新型市场经济体的市场、人口及其需求，很大、很有潜力。
然而，当我国出现产能过剩之时，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产能过剩，也不同于成熟工业化国家的产能过剩，是绝对过剩，不是相对过剩，至少在未来比较长时期内是如此。中国是全球最大产能国家、最大供给国家，是14亿人口的市场需求和供给，当中国出现产能过剩时，就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可以容纳、消化中国的产能过剩，所有国家的市场对我国来说都是小众市场，不是潜力巨大的市场。除非储备货币国家能够让我们自由进入，我们可以获得美元，但这会对他们形成产业、就业和企业冲击。发达国家对我国反复采取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并赋予高关税以及美国对我国产品加征高关税，都反映了他们的市场接纳、容忍不了中国的产能，尤其是低廉价格的产能和供给。
作为产能第一大国，我们不能认为世界市场是无限的，一定要认识到是有限的，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会联合其他力量来抑制这种过剩给全球带来的压力。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市场增量，主要是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国内主要是靠质量提升，而不是数量增加。中央在*策上已经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今后要在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上同时做文章。
（三）经济增长的动力拓展潜力有限
无论是从投资和消费以及出口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都进入高质量发展而非高速度发展的阶段。首先就投资来说，年以来，投资增长速度持续下行，年已经下降到5.1%，年1-8月受疫情影响投资增长-1.3%，这个低增长趋势可能保持一段时间，未来可能基本接近于零增长。产能过剩背景下的投资总体趋势是负增长、零增长，现在的投资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因为新兴产业的投资增长较快，存在高质量和现代化发展的结构替代；从投资规模来说，年其规模达到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达到56.60%，比年的61.07%下降了4个百分点，这几年比重持续下降，投资的利润率下降，企业投资积极性不足，或者说市场的容量到了顶峰，更多要提高投入产出率。
从出口来看，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也持续下降，预计到年，我国出口规模比年增长可能不会超过6%。消费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最具有潜力的。中国人口巨大，人口有生产增长的红利，当然也有消费的红利。很多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将进入以消费为主拉动经济增长，但并没有实现。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是结构性动力），全球也只有美国和欧洲等能够实现，其他国家做不到。其中的原因在于美国、英国以及欧元区的一些国家货币是储备货币，其他国家需要获得储备货币，其次是其产品技术领先，汇率和产品高价，工资高；这些因素支撑了其消费在经济的主导地位。我国不具备这个条件，而且其竞争力面临很大压力。就全球竞争来说，我国不靠消费拉动，也不靠数量，而是靠质量、靠研发投入，尤其靠引领性、创新性产业拉动增长。事实上，我国社会零售品总额增长也是持续下行，今年上半年下降11%以上，1-8月下降8.6%，全年估计下降6%以上。
（四）新产业新动能的增长趋向下降，且高增长的周期短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动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主要来自于投资。正是因为持续的新动能才保持了我国投资能够有一定幅度增长，如果看制造业投资，就知道，年以来其增长远低于投资总量增长，建筑、批发和零售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主要依靠新动能拉动投资，但新动能目前增长的动力也在弱化，开始出现产能过剩。目前，科研和技术服务、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相对投资增长高一些，主要是基数小，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规模达到年度投资亿元以上，速度就下降了，商务和租赁规模达到1.3万亿元则开始下降到正常增长，科研和技术服务目前未达到1万亿元，依然存在一定的增长潜力，文化体育和娱乐也是如此，往后的房地产、制造业和采矿等投资增长将相对稳定，甚至下降，总体内部结构变化大，年度之间变化大。总体来看，新动能的产业投资，很难拉动高增长。
三、对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策建议
后疫情时代，我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不同于高速增长时期的宏观*策，以保障经济持久稳定可持续增长。为此建议：
（一）创新*府财*支出模式
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基本完成，我国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的竞争。追赶发展阶段*府的主导作用大，而转型升级阶段，要弱化*府财*的经济功能，更多靠市场竞争，才能真正促进原始创新，故财**策要更多转向公共职能，更加注重公平，要提高减免税和补贴*策效能，加强对减免税和补贴、贴息*策的检查和监督、评估，更多发挥财**策对创新的支持作用。
1.财*对产业企业的补贴应走向研发补贴
财*对产业和制造业企业的补贴、对农业以及各行业的种种补贴众多，对竞争力提高作用有限，甚至带来骗取财*补贴情况，补贴不能刺激企业进行产品质量的改善和转型升级，甚至催生企业价格竞争和产能过剩。为鼓励企业创新，促进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对企业、产业的产品补贴可以考虑转变为对企业设立科技研究院、实验室的补贴，而且要建立起补贴项目的电子档案、项目清单，并进行过程和事后的检查、监督，对没有补贴于此，补贴没有达到目的的，应该停止补贴，甚至退回。要让真正搞研发、试验和技术研究的企业得到补贴。
2.建立科技创新企业减免优惠的透明和监督检查评估机制
要修改目前对科技企业的15%的税率优惠，修改对一些企业的减免税*策。凡是申请获得15%优惠税的企业，其科技创新、领先必须得到国内同行和专家的公认，得到国际公认，科技部、财*部应该建立科技企业或创新型企业、技术、产品的标准，并进行定期、不定期的检查，对弄虚作假获得科技企业名号的，或者虚假技术和创新产品的，一经发现，纳入黑名单管理，以后永远不能获得财*补贴和优惠（企业和企业法人，主要管理人员），银行不予贷款。一般科技的税收减免要公开、透明，并建立监督、评估和处罚机制。
对于减免税的企业，必须检查减免税后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策目标，如果没有实现，应该取消减免。
对于具有原始创新的企业，不仅在研发上给予补贴，在获得成功以后，给予奖励性补贴。对于减免税、补贴和贴息造假的，按照减免、补贴额的数倍进行处罚。使得企业不敢造假，不想造假，只有真正创新的企业才会申请优惠、补贴和减免税。
3.建立财*补贴减免优惠的基金机制
财*给予企业的科研和科技项目资助资金、贴息资金，可以采取股份化的运作方式。即财*部门成立资金运营公司，负责财*支持的项目资助、贴息资金、科研项目资金的市场化、股份化运用，即国家给予无偿支持，企业作为项目研究的资本金，或者投资，项目成功了，盈利了，转化成了产品，应该分得部分利润或者红利，至少可以逐渐退还。这样，财*资助就具有了可持续机制，也不会被企业随便用而不愿意创新。只有完全是国家、国有项目，可以不必采取股份化的形式，其他都可以采取这种形式，也免除了很多机构、个人试图谋取国家财*资金，避免权力腐败。
对于优惠和减免税的部分，也应该作为*府的股权投资，失败了就算白投了，成功了，是*府的鼓励和支持，企业一旦上市，获得较高利润，财*应该获得分红，至少应该拿回本金。减免和优惠不是无偿的，而是时间和机遇、市场支持，这样对不同的企业来说，相对比较公平。
财*对高校、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和支持，要防止低水平重复研究，适当进行分工，资金重点支持到牵头单位。
4.用好产业*策，发挥好*府作用
一是严格限定产业*策。产业*策是*府鼓励产业发展，就是*策导向，要把握好度，限定退出时间，根据时间和市场发展情况及时弱化、退出鼓励，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产业*策鼓励不能导致产能过剩，导致相互攀比，当产量、销售量增长达到经济增长1倍左右，就应该及时调整补贴和奖励，产能投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就应该大幅度降低补贴和奖励。二是用负面清单取代地方产业*策。负面清单确定以后，所有产业都是许可和鼓励的，*府对企业和产业应该一视同仁，*府更多的职责是监管，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监管要制定正确、明确的规则，把握真实性、合法合规性，制止负面效应。三是地方*府职能边界要清晰。*府不可能做万能*府，什么事情都比市场聪明是不可能的。*府把握不了市场，也无法预测市场，但可以引导。对有些创新，也可以事后或者过程支持，不能企业未做甚至没有投入，*府先行大量补贴。
规范*府对市场的激励行为。*府可以对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先进技术产业和产品、颠覆性技术和产品等研发、实验、制造予以资助、补贴、贴息，给予资金和金融、税收*策支持，但这些奖励、鼓励、激励要有制度规范，对各地税收优惠、财*支出行为要有明确的标准和准入门槛，列明清单，对补贴什么，补贴标准、规模、期限、适用对象，如何补贴，资金如何到位，什么时候退出，如何退出，补贴和退出时间，以及逐渐弱化的安排等都需要公开、透明。应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产业产品补贴坚持一个原则：不能成为企业收入、利润的主体，只能让企业经营基本接近盈亏平衡点，甚至有点亏损，让企业有创新的压力和动力，有市场竞争淘汰的压力；同时，补贴标准和规模要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减少、退出，补贴要精准，根据每个企业盈亏平衡情况逐步退出，如果企业大规模生产盈利了，依然补贴，就不应该。退出时间应预告、公示。原则上，一些需要支持的领先至少是跟跑的技术和产品，*府盈亏平衡点的补贴时间不超过5年，前三年高、后二年低，此后5年不断降低补贴标准，10年逐步退出，让企业和市场明确*策预期。一般的鼓励和支持产业，补贴周期最好不超过7年。
*府只要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好了，不随便减免，也不随便补贴，减免、补贴根据时间逐渐降低，而且坚持根据盈亏平衡点确定，这不仅可以降低当下的税负、开支，也可以减少未来的开支，甚至增加*府税收收入能力。因为*府不过度补贴和鼓励，产业竞争就不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就会注重创新，也可以使税收和财*收入有保障。
目前，中央和地方都需要对各个税收鼓励、补贴的项目、企业进行摸底，然后重新制定*策，就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税负和财*负担，也有利于化解地方*府的财*困难。以后各类产业、产品的补贴都应该坚持这样的原则。这两项财*支出*策进行改革，减税和降低财*负担的潜力就很大。
5.加大对财*开支和减免税的大数据监管
现在对传统行业的补贴、投入在减少，但对新兴行业、科技投入增加，比如各地搞实验室、招聘人才、大量投资，难免会重复和浪费资源。应该建立起大数据，对既往的减免税、补贴企业进行跟踪，分析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为什么无效，改变无偿补贴和资助的机制，改变为有偿或者股份制，或者是承诺制，要有研发成果，减免达到的效果要审计、监察，对没有实现的，应要求退回。要让企业不会简单去争夺无偿资助，而是有压力的。对财*收入和支出也要建立大数据，看哪些行业、哪些企业真正增加财*收入，支出后有了效率，哪些没有。比较不同支出的成本和收益。比如大量的支农资金，往往给了企业，企业虽然开发了一些有机生态农业，但无法扩大规模，而乡村道路、交通非常落后，基础设施差。这种情况下，把钱投资给企业，不如投资于基础设施的改善，让更多的企业进入，让企业公平进入。
（二）创新货币*策
1.创新货币*策为实体经济服务
新冠肺炎蔓延期间，美联储创新货币*策，直接给实体经济企业提供资金，缩短了传导链条，虽然是应急，但具有启发性。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在我国也实行了多年，但效果不如预期。货币*策要趋向精准化调控。习惯上，货币*策是总量*策，有时伴随结构性*策。但在大数据技术下，所有的总量*策都可以细化到区域、城市、行业乃至企业。因此，货币*策要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完善统计监管，趋向精准化的区域化、城市化、结构化、机构化数量调控和约束，单一地用总量*策，难以有效传导到市场。比如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可以根据各个银行的具体做法以及大数据，根据其规模和效果，鼓励商业银行逐渐配备信用贷款，央行的货币*策可以精准到区域、城市乃至企业本身进行量化调控。
具体而言，建议：
一是中央银行可以直接介入贷款。即把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以极小的利差直接放贷给实体经济的企业，当然，这样做必须符合贷款的信用评审和授信要求。
二是将商业银行部分资金或贷款指令化。此时央行提供零利率的资金或极低利率的资金供给商业银行，让商业执行央行指令进行贷款，或者商业银行成立央行指令贷款公司（部门），这一方面可以避免流动性陷阱和资金的无限供给，另一方面可以让资金真正服务于有需求的实体经济。在大数据技术条件下，中央银行让商业银行直接贷款，财*提供担保，确实可以支持一些必须支持的小微企业。
三是央行与信用公司或大数据公司合作，直接贷款给小微企业。央行也可以与那些纯信用贷款机构合作进行放贷，提供纯信用贷款，而对于不能偿还的企业、个人，停止其长期信用贷款和高消费。
四是用好大数据，进行精准化的货币*策传导。随着大数据的广泛运用，货币*策在注重宏观总量和结构安排时，更多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