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理论根基是国际收支平衡原理。国家间贸易失衡导致外汇市场货币买卖失衡，假如没有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资本参与其中，贸易失衡会自然体现为国家间货币交易的失衡，而货币交易的失衡就反映在汇率价格的波动上。
自由浮动汇率制度通过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来调节汇率，通过汇率定价来修正贸易失衡，进而帮助各国实现贸易再平衡。理论上，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出发点，就是试图用汇率波动来推动国家间的贸易再平衡。这套理论本身是符合逻辑的，但制定者把经济环境的已知条件模型考虑得过于简单。因为设计过于简单，这个理论模型注定失败。过去近50年中，历次金融危机已经证明这个过于简单化的理想逻辑模型在真实世界中是无效的。
仅仅依靠浮动汇率这一简单金融工具，根本无法实现国家间贸易再平衡。由于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国际贸易的结算实际上是由两次结算共同构成的：第一次是贸易商之间的结算过程，第二次是将贸易结算货币转换为本国货币的结算过程。这两次结算完成后，一笔国际贸易才算完成。国家间的贸易失衡会导致国家间的货币交易无法平衡。比如，德国对美国出口万美元商品，美国对德国出口万美元商品，进出口对冲了万美元的货币交易后，德国必须卖出顺差部分的万美元，换回本国货币，才算完成了货币交易。
从理论上讲，如果找不到这万美元的买家，德国的货币就会升值。货币升值导致企业价格竞争力下降，顺差就变成逆差，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就通过德国货币升值来推动德美实现贸易再平衡，这就是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理论上的设计初衷：①顺差导致顺差国货币升值；②货币升值导致顺差国出口竞争力减弱；③顺差国出口减少，进口增加；④顺差国贸易顺差变成逆差；⑤实现贸易再平衡。美元与*金脱钩后，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全球运行近50年的实践证明，尽管全球汇率波动从未停止，但汇率涨跌并没有在实现贸易再平衡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现实中，自由浮动的汇率不仅把新兴国家拖入货币危机的恶性循环，也使美国的贸易逆差恶性膨胀，并最终走向无解的债务困局。毫不夸张地说，历史已经证明了汇率波动只有很少的正面作用，而负面作用却罄竹难书。浮动汇率在外汇买卖中的投机功能，已经大大高于推动贸易再平衡的功能。市场决定汇率是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基础，也是美元体系的基石，但是这个基础早已无法支持国际金融体系走向良性循环，而一个失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将无法支持经济全球化。
国际贸易失衡的成因很复杂，包括各国的综合生产能力、货币购买力、工资福利制度安排、国家贸易*策等，不是通过简单的汇率浮动就能自动修复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理论根基是国际收支平衡原理，但经济学家似乎集体遗忘了国际收支恒等式的威力。美联储无底线印钞，为美国财*扩张和救市背书，竟然鲜有知名经济学家站出来警示美国这是违背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的*博行为。实际上美国早就资不抵债，想继续负债经营，就要依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融资能力。
经济全球化是通过国家间的竞争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产业优化，竞争本质上是生产力水平的竞争，而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体现在贸易数据上就是看一国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经常项目余额不仅体现了国家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也代表了国家的国际支付能力。美国对全球的贸易逆差持续不断累积，但在汇率定价中，贸易逆差并没有发挥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美元汇率浮动并没有反映贸易逆差的真实状况，更别说扭转逆差了。
在国际金融资本源源不断流入美元的掩盖下，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已经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根据国际收支平衡原理，累积多少逆差，就增加多少外债，如今美国外债的存量规模已经失控。过去近50年，美元汇率经历了两次大的下跌走势，但是，美元贬值对美国的贸易再平衡没有任何帮助。事实已经证明，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根本无法助推贸易再平衡的实现。贸易顺差还是逆差体现了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或国家的资源优势，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除科技研发能力外，核心要素是维持劳动者基本生活的成本。
比如，美国人均名义GDP约6.26万美元，欧洲国家人均名义GDP约3.37万美元；美国日用品物价并不比欧洲国家高，在欧美两地都有生活经验的人，会感受到欧洲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要高于美国。年上半年，新冠疫情使美国失业率激增，纽约州开始在街上分发食品。一个人均名义GDP达到6.26万美元的国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在失业几周后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原因之一就是欧洲国家有“大*府”，承担了许多市*管理、教育、医疗、养老等开支，百姓的基本生活成本就低了。
而美国百姓所承担的国家治理、市*管理、教育、自住房土地税、医疗保险等固定开销，都大大抬高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成本。一对美国夫妻，如果年薪都是3万美元，支付家庭的固定开支都成问题，而3万美元则是欧洲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实现国际贸易再平衡的根本是要推动本国企业增加实业投资，提高工业产能及生产效率，从而提升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实业投资转换为产能和效率需要几年的时间，有了产品还要开拓市场。
实践中，提升一国产品的整体国际竞争力需要很长时间，且投资周期很长，而全球金融资本自由流动所推动的汇率涨跌周期则越来越短。设计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理论初衷是为了推动实现国际贸易再平衡，然而，今天的金融市场给出的汇率定价已经严重背离了各国贸易收支的基本面，驱动汇率变动的市场动能来自追逐利润的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已经大大高于贸易基本面。在新兴国家，由金融资本主导的汇率定价，已经无法帮助实业资本发现投资机会并对冲汇率风险。
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已经失去了“贸易再平衡调节器”的功能，沦为金融资本的“金融*具”。在现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如果没有国家参与外汇交易以平衡国家间的货币买卖，国际贸易失衡的部分一定会通过金融资本搬家或储蓄搬家来填平。举例来说，假如世界上只有欧美两个经济体，欧洲对美国是贸易顺差，对应这个顺差部分，欧洲的金融资本就要把本国储蓄转移到美国，才能实现外汇交易平衡。体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就是美国对欧洲的负债，欧洲拥有对美国的债权，这样，欧洲各类金融资本就成为填平美国贸易逆差的金融项目承载者。
实践中，全球不是只有欧美两个经济体，在多边贸易和多边金融体系下，金融资本被动成为平衡贸易逆差的工具，同时扮演主动投资逐利的角色，两种身份交织在一起，导致大银行管理金融投资变得异常复杂。欧美大银行的经营业绩证明，8年以来，欧美主要大银行逐渐暴露了巨大的金融风险。首先，英国银行资本扩张以失败谢幕，其标志性代价是苏格兰皇家银行濒临破产。之后，欧洲债务危机给德意志银行提供了扩张机会，然而，德意志银行扩张的必然结果是投资风险管理的失控，最终也走到了破产边缘。
结语
事实证明，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既不能帮助企业合理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又使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失控。在多边金融体系下，金融热钱的流动异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