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鼎新经济学会
作者：沈华嵩
文/沈华嵩
现在扩张性的财*货币*策是世界主要国家*府和央行不可避免的选择，否则真的没法运转，让专家学者们“撕一撕”无非做个样子，先吹吹风。何况就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都是普遍性通缩，货币数量参数（M2/GDP）长期处于通缩的安全区间（年美国的货币数量参数仅为0.76），即使中国也只是温和通货膨胀，还远没有接近急剧通货膨胀区间（年为2.02、年约为1.94）。当然有理由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场皆大欢喜的货币盛宴。
因为我们都知道，通货膨胀是清除债务、转嫁通缩最有效、*治风险最小的办法，极端的是用恶性通货膨胀清除*府债务黑洞。“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就是用日元贬值创造通货膨胀，用资产收购*策为大规模*府开支筹措资金。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当局采用了史无前例的长期持续量化宽松货币*策，“远离通货膨胀的幻觉”鼓励当局像“瘾君子”一样迷恋这种非常规货币*策，没有任何危机意识。
但是，危险在于我们真的远离通货膨胀了吗？对处于长期通缩的发达国家，特别对美国而言，现在的风险相对较小，但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则风险很大。现在的问题是:
一、我们的货币数量参数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财*赤字货币化的口子一开，债务货币化的冲动将非常强烈，退出量化宽松非常艰难。要瘾君子戒烟说说容易，做起来难。而超级债务货币黑洞将积累使货币体系崩溃的严重风险。
二、由于货币数量论和现代货币理论都没有解决货币数量决定消费价格水平动态的机制，央行并没有预测未来通货膨胀压力的有效手段，加之货币传递机制的滞后时间较长，很难预警，财*货币*策运行在没有航标的河道，对于超级规模债务货币的运作风险很大。
三、我一再强调货币数量和价格动态之间是逻辑斯蒂关系，在风险的临界点，价格动态可能出现指数型增长（例如一战后德国的价格指数达到10的10次方数量级，二战后匈牙利价格指数出现10的16次方的增长！传统经济学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解释这种数量级的膨胀），一次小的涨落可能引起灾难性的结果，所谓的“蝴蝶效应”。例如重要消费资料的严重匮乏，就可能引发严重通货膨胀。我们没有远离通货膨胀，委内瑞拉殷鉴不远。
四、另外，在“流动性陷阱”并不总是“有钱能使*推磨”。投资软绳可以在经济景气时拉动增长，但无法在萧条时推动经济复苏。因此，大规模*府支出并不总能有效地导致产出，消费和就业增长，最多不过衍生超级资产泡沫，或者带来财富的再分配，金融抑制和债务货币的积累。典型的情况就是“流动性陷阱”。例如年金融危机后，尽管美国和欧元区投入巨额赤字，但仅仅带来金融和房地产的蓬勃发展，整个实体经济仍然停滞不前。
各国货币当局的金融抑制措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以及去杠杆化，极大地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这时央行极度扩大资产负债表，制造天量基础货币，但广义货币M2却不会相应增长，信贷扩张赶不上基础货币的增长速度，大多数资金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沉睡在银行体系，或者沉淀在资产泡沫，而没有去促进经济复苏。当然，也没有去刺激通货膨胀，货币数量参数持续稳定在低通货膨胀（甚至通缩）区间，从而产生“远离通货膨胀”幻觉。
五、毫无疑问，天量高能货币的积累，通货膨胀的风险与日俱增。一旦债务率（货币数量参数）达到临界点（3-4），被压缩的通货膨胀就可能急剧加速，；3.8时恶性通货膨胀就可能是大概率事件。“逻辑斯蒂路径”大致描述了这个过程。
这种情况下，利率正常化，或者经济开始复苏，任何货币流通速度的反转都是致命的。这时M2增长重新抬头，将很快把货币数量参数推向危险区间，而低流通速度的防火墙已不复存在。
另外，如果长期持续的量化宽松，大规模赤字财*并没有实现经济复苏和债务削减，而名义利率高于GDP的增长率。或者，在退出扩张型财*货币*策，去杠杆化让位于信贷扩张时，M2的膨胀大大超出通货紧缩压力，GDP增长率低于利率自我实现式的螺旋上升速度，将从M2和GDP两个方面，以正反馈的形式，同时把货币数量参数推向通货膨胀的危险区间。
年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的经济强国都一改20世纪大萧条初期，以及70年代滞胀时期的无所作为，进行了一次划时代的货币*策大转折，并持续到现在。但是，长期的量化宽松并没有成为复苏的有力工具，世界经济依然低迷不振。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世界经济陷入萧条，各国货币当局更把这个非常规货币*策推向极致——“无限量化”。现在，世界经济增长前景更加扑朔迷离，债务收入比持续上升，财*赤字正形成真正的威胁，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消费资料的世界性匮乏。特别对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货膨胀的风险不是减少了，而是极大地增加了。
我们在前面说了，现在世界主要经济强国实行扩张性财*货币*策已成定局，我们也只能说说而已。不过，无论是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复苏，还是从量化宽松货币*策退出机制的目标出发，把通货膨胀控制在合理范围，对各国货币当局都是头等大事。货币数量参数（债务率）和“逻辑斯蒂路径”是一个预測未来通货膨胀压力的有力工具，货币数量参数（M2/GDP）是货币*策最有效的中介变量，与剑桥数量论方程的k（货币流通速度的倒数）同义。货币当局好自为之，不能让通货膨胀成为隐蔽地攫取公众财富的手段。
当然，在这篇短文中不可能详细描述这个机制，我在年出版的《经济学分析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完整的分析了这个过程。我们沿用货币主义关于“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个货币现象”的观点，同时批评数量论货币长期“中性”和“通货膨胀均衡”，提出新的通货膨胀理论。我在书中没有涉及现代货币理论。
不过，现在看来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和欧元区主要国家的大规模赤字预算投入，并没有达到现代货币理论企图通过向经济注入购买力，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的后凯恩斯主义*策目标。奥巴马的银行救助计划只惠及了房地产、保险和金融业，并没有相应有效地刺激实体经济的产出、消费和就业，也没有惠及广大民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年量化宽松后，*府可能在减税和财*赤字货币化的同时，削减社会支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以稳定财*，这使MMT相信“支出创造收入”以及“*府可以通过印钞大幅改善普通民众生活”的民粹主义幻觉破灭。
这些现代货币理论*策的另一个结果是资产价格通胀，这导致商品价格下行效应，其程度取决于信贷、租赁成本和债务人的净购买力。通缩效应抑制货币创造，形成债务紧缩，这导致*府创造自己的信贷平台，从而反过来为银行和非金融机构提供超级信贷规模和丰盛的收益。这既提高信贷租赁成本，又降低债务人的净购买力，进一步提升资产通胀，结果是坏账崩溃，通缩幻觉与日俱增。大规模财*赤字并没有实现刺激投资、消费和充分就业，也没有带来实体经济的繁荣，同时*府支出占GDP的份额急剧扩张，形成真正的威胁。对各国货币当局而言，从量化宽松退出会带来很多问题，也可能释放被压缩的通货膨胀。但是，不退出终将是“流动性陷阱”和货币体系的坏账崩溃。虽然，这也许不是经典MMT的本意，但是它的经济*策的必然结果。